第9章（4 / 7）
随后跑到学校对付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出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然后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
方君瑛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除了十分善视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乘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底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份，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甚至陈璧君还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对汪精卫开始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冶，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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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君瑛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除了十分善视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乘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底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份，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甚至陈璧君还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对汪精卫开始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冶，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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