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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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起义军中,以闯王高迎祥部势力最为庞大。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献策道:“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

  于是明帝国遂定下首先围剿高迎祥的战略。崇祯九年五月,卢象升部官军齐集于豫西洛阳一带,堵住农民军由陕西折回中原的路,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部官军,则充当围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在明帝国两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围剿下,高迎祥被擒,并送至北京处死。

  如果卢象升继续和洪承畴配合绞杀农民军,帝国形势说不定会有所改观。但是,因为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不和以及清兵入侵的原因,洪承畴和卢象升都被调离中原的作战,而去与满人交手。又因为受到多方制约,卢象升死于和清兵的战事,洪承畴则败而降清,成为清帝国的开国元勋。

  明帝国末期对农民军的中原绞杀行动,最终以两位指挥官被调离而告终。

  5. 帝国反击——杨嗣昌的战略

  崇祯十年,帝国开始考虑对镇压农民军进行统一的部署,经过崇祯皇帝精心挑选,杨嗣昌登上了明帝国的舞台。

  杨嗣昌,杨鹤之子,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杨嗣昌能说会道,是明帝国政府成员中难得的一位深得崇祯皇帝信任得官员。

  被启任为明帝国兵部尚书后,杨嗣昌立刻制定了明帝国的国家战略。

  首先,就是确认现阶段明帝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满人还是农民军。杨嗣昌是一位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内”信奉者。

  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杨嗣昌论述道:

  “窃臣犬马驽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江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又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凤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确认明帝国军事重点后,杨嗣昌提出了“十面张网”的计划。

  《明末农民战争史》解释这个战略部署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

  为了实现“一举荡寇”之目的,杨嗣昌建议帝国征兵十二万。经过谨慎考虑,明帝国认定是流寇使得生灵涂炭,所以必须剿灭。而今不征兵就不能荡寇,不筹集钱粮就不能征兵,所以为了天下百姓着想,征收二百八十万的“剿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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