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2 / 2）
崇祯十二年，在杨嗣昌的建议下，明帝国征收七百三十万的“练饷”，以为训练边兵使用，用来提高帝国军的战斗力。
这便是明末臭名昭著的三饷之一——“剿饷”和“练饷”的来历。从后世角度来看，明帝国中央政府本末导致，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才导致农民起义（或许有所意识到也不予承认），反而将百姓之悲惨命运完全归罪于流寇，以为天下老百姓都希望帝国军将流寇扫荡干净，心甘情愿的捐出自己的财产为国家做贡献。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下，在后人看来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明帝国却是以为理所当然的。
如果不论帝国的政治、经济及其影响，则杨嗣昌的战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首先，确认了帝国内外之敌的军事重点。对付满人，则坚守宁远防线，等待新兵以剿代练，在平定内患的过程中锻炼成精兵，再以巨大国力为后援，不愁不能收复辽东。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是因为明帝国面对清兵和农民军两方面的敌人，显然不能将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不如集中力量先对付其中的一方。在军事理论上，这种构想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帝国军有了一个统一的调度，而不是各个地方上各负其责，农民军的流动性相当强，经常转战多省，地方驻扎之帝国军各自为战的话，很难一举歼灭农民军。这是根据农民军活动区域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庞大之新形势做出的调整。
当时“流寇”的特点，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 ↑返回顶部↑
这便是明末臭名昭著的三饷之一——“剿饷”和“练饷”的来历。从后世角度来看，明帝国中央政府本末导致，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才导致农民起义（或许有所意识到也不予承认），反而将百姓之悲惨命运完全归罪于流寇，以为天下老百姓都希望帝国军将流寇扫荡干净，心甘情愿的捐出自己的财产为国家做贡献。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下，在后人看来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明帝国却是以为理所当然的。
如果不论帝国的政治、经济及其影响，则杨嗣昌的战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首先，确认了帝国内外之敌的军事重点。对付满人，则坚守宁远防线，等待新兵以剿代练，在平定内患的过程中锻炼成精兵，再以巨大国力为后援，不愁不能收复辽东。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是因为明帝国面对清兵和农民军两方面的敌人，显然不能将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不如集中力量先对付其中的一方。在军事理论上，这种构想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帝国军有了一个统一的调度，而不是各个地方上各负其责，农民军的流动性相当强，经常转战多省，地方驻扎之帝国军各自为战的话，很难一举歼灭农民军。这是根据农民军活动区域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庞大之新形势做出的调整。
当时“流寇”的特点，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