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5 / 7）
一 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可怜：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视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防范”意识。虽然乐于吸引外国人朝贡，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中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华夷之防”。中华帝国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实惠。中国专制体制是有洁癖的，“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加给对手的惯用罪名。中国这个摊子已经够大了，如果不是巩固国防的需要，往往并没有扩张主义冲动。他们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除了朝贡一途外，他们希望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并且给外国商人设置重重阻碍，以给自己的铁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烦。
不但不希望外国人给帝国带来麻烦，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所厌恶。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抚将此事奏闻于朝廷。皇帝宣布：“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是在国内不安分之人，违法私自出洋，被屠杀是自找倒霉。
在这种观念和知识水平下，清王朝高层对于自己的外贸发展水平，外贸国的数目，外贸商品的变化一概漠不关心，因此也一无所知。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2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14个多先令。为了利润，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锢在十三行内，忍受寂寞，足不出户；可以抑制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国的所有这些关于生活起居的规定，他们都可以一闭眼，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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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可怜：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视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防范”意识。虽然乐于吸引外国人朝贡，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中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华夷之防”。中华帝国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实惠。中国专制体制是有洁癖的，“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加给对手的惯用罪名。中国这个摊子已经够大了，如果不是巩固国防的需要，往往并没有扩张主义冲动。他们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除了朝贡一途外，他们希望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并且给外国商人设置重重阻碍，以给自己的铁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烦。
不但不希望外国人给帝国带来麻烦，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所厌恶。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抚将此事奏闻于朝廷。皇帝宣布：“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是在国内不安分之人，违法私自出洋，被屠杀是自找倒霉。
在这种观念和知识水平下，清王朝高层对于自己的外贸发展水平，外贸国的数目，外贸商品的变化一概漠不关心，因此也一无所知。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2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14个多先令。为了利润，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锢在十三行内，忍受寂寞，足不出户；可以抑制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国的所有这些关于生活起居的规定，他们都可以一闭眼，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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