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4 / 7）
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然而在此后100余年间，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间，英国从中国每年采购的茶叶数量从8万多磅增长到269万磅，增长了30多倍。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191万两白银，而其中英国所运为121万两，占63.3%；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364万两白银，英国人购买的为170万两，占46.7%。及至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他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5个手指头。如果没有5000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5000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2500块西班牙银圆，先交2000，事成之后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圆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7天。在这7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起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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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他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5个手指头。如果没有5000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5000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2500块西班牙银圆，先交2000，事成之后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圆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7天。在这7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起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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