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5 / 6）
不但此也，溯自海通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托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局，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猷，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敦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有，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
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朝，其于臣节，可谓至矣。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社，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中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胄之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才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流涕。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具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庙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熟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民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言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加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叟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谦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哀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明令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等情。
据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供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十三日，袁氏遂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袁氏既有无可推诿，无以自解之承诺，以了其心愿，然内有民军之忧，外有邻国之警，更有隐忍难言者，于是或禁止反对，或联络感情，联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
在袁世凯称帝后，其公开批评袁之背叛民国布令文。十二月十三日大总统申令：“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德薄，受国人之付托，改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致词，人不之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籍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所怀，事与愿违，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彷徨竟日，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甚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持此通谕知之。此令。”
十二月十六日令云：“政事堂呈称：准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议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等语。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被袁世凯策封为嵩山四友的徐世昌十八日令云：“政事堂呈：前据蒙古、西藏、青海回部国民代表、镶黄旗满洲都统亲王那彦图等呈称：共和不适国情，全国同声，咸以改定君宪为救国大计。现在国民代表大会满、蒙、回、藏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具见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国体既定为帝国，帝位必归于圣人。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帱！我国民为人民谋长治久安之厚福，为国家图创业垂统之宏规，亿万同心，归于圣德，代表等谨以满、蒙、回、藏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伏愿顺应天人，践登大位，皇建有极，民悦无疆。一统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冑，奕叶蒙福，遂亿万姓归往之诚。代表等不胜欢忭跂望之至，等情。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当共和初建后，日本朝野以中国采用共和制为愚妄，谓共和无益于中国。帝制初步进行时，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其实非真赞成，不过欲藉此以启中国之内乱，坐收渔利。故至此忽改变态度，提出警告，无非希作进一步之胁取耳。盖其时日本对华政策，因见欧洲各国，尽行卷入战争旋涡，而认为此乃“日本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好机会”，《黑龙备忘录》中，记载了了，兹节录数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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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有，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
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朝，其于臣节，可谓至矣。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社，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中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胄之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才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流涕。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具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庙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熟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民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言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加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叟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谦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哀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明令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等情。
据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供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十三日，袁氏遂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袁氏既有无可推诿，无以自解之承诺，以了其心愿，然内有民军之忧，外有邻国之警，更有隐忍难言者，于是或禁止反对，或联络感情，联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
在袁世凯称帝后，其公开批评袁之背叛民国布令文。十二月十三日大总统申令：“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德薄，受国人之付托，改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致词，人不之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籍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所怀，事与愿违，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彷徨竟日，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甚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持此通谕知之。此令。”
十二月十六日令云：“政事堂呈称：准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议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等语。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被袁世凯策封为嵩山四友的徐世昌十八日令云：“政事堂呈：前据蒙古、西藏、青海回部国民代表、镶黄旗满洲都统亲王那彦图等呈称：共和不适国情，全国同声，咸以改定君宪为救国大计。现在国民代表大会满、蒙、回、藏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具见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国体既定为帝国，帝位必归于圣人。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帱！我国民为人民谋长治久安之厚福，为国家图创业垂统之宏规，亿万同心，归于圣德，代表等谨以满、蒙、回、藏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伏愿顺应天人，践登大位，皇建有极，民悦无疆。一统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冑，奕叶蒙福，遂亿万姓归往之诚。代表等不胜欢忭跂望之至，等情。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当共和初建后，日本朝野以中国采用共和制为愚妄，谓共和无益于中国。帝制初步进行时，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其实非真赞成，不过欲藉此以启中国之内乱，坐收渔利。故至此忽改变态度，提出警告，无非希作进一步之胁取耳。盖其时日本对华政策，因见欧洲各国，尽行卷入战争旋涡，而认为此乃“日本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好机会”，《黑龙备忘录》中，记载了了，兹节录数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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