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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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谯周这谶语是写在刘禅宫中柱子上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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