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2 / 3）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如此一件特大案件就这样以闹剧形式不了了之。孙殿英继续官运亨通，谭温江也继续当他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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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如此一件特大案件就这样以闹剧形式不了了之。孙殿英继续官运亨通，谭温江也继续当他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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