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4 / 7）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足以证明。荣德生曾在上海无锡两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小学、机工养成班；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散发了《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造桥100多座；筑成道路八十余里……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的一生建树如此之多，却只着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荣德生于1934年建造的宝界桥如今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1994年10月，荣德生的孙子，中信集团的掌门人荣智健与无锡市政府商量，保留旧桥，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也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也算是荣氏兄弟留给我们的纪念吧。
第十三章 王国维：沉湖弃世解尘埃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于是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主编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杂志，即所谓《教育世界》，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大量的文章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于这一杂志，他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的哲学；他的《红楼梦评论》，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后来，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转到国学上去了，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刘梦溪称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郭沫若称其是“新史学的开山”，以至鲁迅也赞扬道：“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可是，他怎么能在《三十自序》中，把自己以后的进步“圈定”在十年、二十年呢？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种预感了？
人间地狱真无间，
死后泥洹枉自豪。
终古众生无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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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足以证明。荣德生曾在上海无锡两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小学、机工养成班；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散发了《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造桥100多座；筑成道路八十余里……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的一生建树如此之多，却只着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荣德生于1934年建造的宝界桥如今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1994年10月，荣德生的孙子，中信集团的掌门人荣智健与无锡市政府商量，保留旧桥，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也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也算是荣氏兄弟留给我们的纪念吧。
第十三章 王国维：沉湖弃世解尘埃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于是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主编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杂志，即所谓《教育世界》，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大量的文章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于这一杂志，他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的哲学；他的《红楼梦评论》，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后来，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转到国学上去了，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刘梦溪称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郭沫若称其是“新史学的开山”，以至鲁迅也赞扬道：“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可是，他怎么能在《三十自序》中，把自己以后的进步“圈定”在十年、二十年呢？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种预感了？
人间地狱真无间，
死后泥洹枉自豪。
终古众生无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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