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1 / 7）
上海闸北地区有一座一百多亩的安静的陵园，叫做宋公园，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墓园的正中立着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墓道入口处有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墓前石碑上镌刻着“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样，墓顶安放着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四周龙柏、玉兰环立，庄严肃穆。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上10时，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时，突然被冷枪击中，连中三枪，经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2岁。此案一时震惊中外，史称“民国第一案”。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882年，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并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并于第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在这里，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就是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被选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举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适合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只设大总统，不设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在宋教仁的倡导下，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国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法规，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限制袁氏专权。其实就是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然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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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上10时，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时，突然被冷枪击中，连中三枪，经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2岁。此案一时震惊中外，史称“民国第一案”。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1882年，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并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并于第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在这里，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畅谈革命。就是在这时，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被选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举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适合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只设大总统，不设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在宋教仁的倡导下，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国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法规，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限制袁氏专权。其实就是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然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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