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1 / 1）
然而，当他们在牛奶上贴上“儿童饮用”、“成人饮用”标签的时候——情况又另当别论了。这意味着我们和切尔诺贝利之间的距离缩短
了。好吧，我承认自己并非党员，但是我仍然住在这里。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长得这么像甜菜叶？”你打开电视，他们在节目里说：“不要听信西方人报道，他们是在有意挑拨和刺激我们的民众！”直到这时，你才终于确定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五一大游行呢？没有人强迫我们必须得去——没有人强迫我去参加。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全都错过了这次机会。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的五一游行是参加人数最多，也最热闹的一次游行。所有人都忧心忡忡，人们都想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和大家在一起。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想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吃自己种的萝卜。
我本人是基姆沃洛科诺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当时，厂里还有一群来自民主德国的专家，他们是来为我们安装新设备的。我因此而看到了其他国家的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举止。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之后，他们立刻要求得到相应的医疗检测，放射量测定器，以及限定产地的食品供应。他们收听的是德国广播电台的节目，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事故。当然，他们所有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立刻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给我们买票！送我们回家！如果你们不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他们提出了抗议，并且给自己的政府发了电报。他们这是在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争取应有的权利，他们并非孤身一人来到这儿，他们是在为自己、为家人争取生存的权利！可我们呢？我们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那些德国人，他们的待遇那么好，他们还表现得如此傲慢——他们简直就可笑至极！他们都是懦夫！他们测量罗宋汤里的放射量，就连肉都不放过！这太可笑了！我们国家的男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人！同时，他们也是一群绝望的男人。他们在和反应堆作斗争。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们戴着帆布手套，在已经融化的屋顶上拼命干活（我们都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举起了红旗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就
像那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以及那些年迈的卫兵。（思考。）然而，这其实也是一种蛮荒未开化的表现形式，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从不说“我”。“我们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苏联英雄主义！”“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苏联性格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但是，这就是我一-“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在这里，观察一个人以及他的情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发现我关注得更多的是我身边的世界。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它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没有它，我们所受的苦难将彻底失去意义。它就像一场战争。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界才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它成了我们和欧洲之间的一扇窗户。我们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我们会为它祈祷。我不敢说出它的名字，但是它就在那儿。
现在，这是我的工作。我走进那个地区，观察那里的一切。现在，隔离区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破旧的小茅屋当中，他们的心中仍然充满恐惧。每次选举，他们都会把票投给强硬派，他们梦想能够回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回到军事时代下的苏联。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生活在军事化的环境中：警察岗哨、身穿制服的人、通行证体系、配给制以及负责发放国际人道主义援救物资的官僚们。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装盒上用德语和俄语写道：“不得用于销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边的小亭子里，围绕这些物资展开的销售和交易正在进行。
这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演艺秀。我和那些载满人道主义援救的物资及护送人员一道——无论那些物资是被冠以上帝的名义，还是其他什么名称——走进这片地区。那些踩在水坑或泥巴里的廉价靴子，他们身上
的外套和手套都是这些物资的一部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话，“不管怎样，那些东西最后都会被偷走。”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种渴望得到什么或抓住什么的欲望——一个盒子或箱子，来自外国的东西。我们知道所有老太太的生活地点。突然，我就萌生出了一个无耻的愿望，就连我自己都为自己的这一愿望而感到恶心。“我给你们看点东西！”我说，“在非洲，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东西。事实上，除了这儿，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200居里、300居里。”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老太太的变化——她们中的有些人堪称真正的演员。她们把自己的独白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会在每一个适当的时候流着眼泪说出这些话。当第一个外国人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老妈妈什么都没说，她们只是站在那儿，默默地流着眼泪。现在，她们已经知道该说些什么以及该怎样说。也许，她们会因此而为自己的孩子多争取到一包口香糖或是一盒衣服。而与这一现状共存的是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她们与死亡、时间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毕竟，她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口香糖和德国巧克力才拒绝离开她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小茅屋。 ↑返回顶部↑
了。好吧，我承认自己并非党员，但是我仍然住在这里。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长得这么像甜菜叶？”你打开电视，他们在节目里说：“不要听信西方人报道，他们是在有意挑拨和刺激我们的民众！”直到这时，你才终于确定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五一大游行呢？没有人强迫我们必须得去——没有人强迫我去参加。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全都错过了这次机会。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的五一游行是参加人数最多，也最热闹的一次游行。所有人都忧心忡忡，人们都想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和大家在一起。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想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吃自己种的萝卜。
我本人是基姆沃洛科诺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当时，厂里还有一群来自民主德国的专家，他们是来为我们安装新设备的。我因此而看到了其他国家的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举止。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之后，他们立刻要求得到相应的医疗检测，放射量测定器，以及限定产地的食品供应。他们收听的是德国广播电台的节目，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事故。当然，他们所有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立刻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给我们买票！送我们回家！如果你们不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他们提出了抗议，并且给自己的政府发了电报。他们这是在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争取应有的权利，他们并非孤身一人来到这儿，他们是在为自己、为家人争取生存的权利！可我们呢？我们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那些德国人，他们的待遇那么好，他们还表现得如此傲慢——他们简直就可笑至极！他们都是懦夫！他们测量罗宋汤里的放射量，就连肉都不放过！这太可笑了！我们国家的男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人！同时，他们也是一群绝望的男人。他们在和反应堆作斗争。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们戴着帆布手套，在已经融化的屋顶上拼命干活（我们都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举起了红旗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就
像那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以及那些年迈的卫兵。（思考。）然而，这其实也是一种蛮荒未开化的表现形式，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从不说“我”。“我们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苏联英雄主义！”“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苏联性格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但是，这就是我一-“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在这里，观察一个人以及他的情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发现我关注得更多的是我身边的世界。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它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没有它，我们所受的苦难将彻底失去意义。它就像一场战争。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界才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它成了我们和欧洲之间的一扇窗户。我们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我们会为它祈祷。我不敢说出它的名字，但是它就在那儿。
现在，这是我的工作。我走进那个地区，观察那里的一切。现在，隔离区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破旧的小茅屋当中，他们的心中仍然充满恐惧。每次选举，他们都会把票投给强硬派，他们梦想能够回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回到军事时代下的苏联。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生活在军事化的环境中：警察岗哨、身穿制服的人、通行证体系、配给制以及负责发放国际人道主义援救物资的官僚们。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装盒上用德语和俄语写道：“不得用于销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边的小亭子里，围绕这些物资展开的销售和交易正在进行。
这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演艺秀。我和那些载满人道主义援救的物资及护送人员一道——无论那些物资是被冠以上帝的名义，还是其他什么名称——走进这片地区。那些踩在水坑或泥巴里的廉价靴子，他们身上
的外套和手套都是这些物资的一部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话，“不管怎样，那些东西最后都会被偷走。”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种渴望得到什么或抓住什么的欲望——一个盒子或箱子，来自外国的东西。我们知道所有老太太的生活地点。突然，我就萌生出了一个无耻的愿望，就连我自己都为自己的这一愿望而感到恶心。“我给你们看点东西！”我说，“在非洲，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东西。事实上，除了这儿，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200居里、300居里。”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老太太的变化——她们中的有些人堪称真正的演员。她们把自己的独白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会在每一个适当的时候流着眼泪说出这些话。当第一个外国人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老妈妈什么都没说，她们只是站在那儿，默默地流着眼泪。现在，她们已经知道该说些什么以及该怎样说。也许，她们会因此而为自己的孩子多争取到一包口香糖或是一盒衣服。而与这一现状共存的是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她们与死亡、时间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毕竟，她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口香糖和德国巧克力才拒绝离开她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小茅屋。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