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1 / 1）
3.汉元帝为汉武帝的嫡传血脉，与他的曾祖父刘弗陵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他真正的曾祖父是太子刘据，也就是卫皇后所生的嫡长子。而刘弗陵只能算是庶出子嗣，按血缘关系来看，汉元帝比汉昭帝的几位顺序要靠前一些。
汉元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了太子之位，但是他的性格与他的父皇大大的不同，宣帝刘询在位的时代，是一个杂取百家而治天下的时代，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刘询的眼中也不过如此，这是他与他的祖父刘据不同的一点。
刘询时代勉勉强强的能够支持汉朝的盛世，但是到了刘奭的时代，确实难以维持下去，毕竟一个时代都要有一个时代的国家治理方式。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但是这种生活总是支持不长的，太子总是要即位的，皇帝总是要驾崩的。只不过刘询驾崩的太早了。而且在驾崩之前,竟然没有任何的预兆，所以公元前49年成为了刘询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面，刘询最终因为年少时期的灾祸以及执政时期的操劳而病逝，终年四十三岁。
刘奭最终成为了汉朝的皇帝，也是最后一任太平君主。但是他在位的时代很难称得上是太平盛世。毕竟西汉王朝从武帝末期就开始衰落，虽然有昭帝和宣帝的保护，使得汉朝避免在武帝死后坠落过快，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汉朝的国力却在他们的中兴运动中慢慢的消耗。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纵观历代王朝的衰落之因，就是源于大臣党争。所以西汉朝最大的衰落点就在于元帝时代的党争。史高和宦官内外呼应，共同反对萧望之的改革。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昭君出塞让元帝惊悟国政混乱，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返回顶部↑
汉元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了太子之位，但是他的性格与他的父皇大大的不同，宣帝刘询在位的时代，是一个杂取百家而治天下的时代，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刘询的眼中也不过如此，这是他与他的祖父刘据不同的一点。
刘询时代勉勉强强的能够支持汉朝的盛世，但是到了刘奭的时代，确实难以维持下去，毕竟一个时代都要有一个时代的国家治理方式。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但是这种生活总是支持不长的，太子总是要即位的，皇帝总是要驾崩的。只不过刘询驾崩的太早了。而且在驾崩之前,竟然没有任何的预兆，所以公元前49年成为了刘询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面，刘询最终因为年少时期的灾祸以及执政时期的操劳而病逝，终年四十三岁。
刘奭最终成为了汉朝的皇帝，也是最后一任太平君主。但是他在位的时代很难称得上是太平盛世。毕竟西汉王朝从武帝末期就开始衰落，虽然有昭帝和宣帝的保护，使得汉朝避免在武帝死后坠落过快，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汉朝的国力却在他们的中兴运动中慢慢的消耗。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纵观历代王朝的衰落之因，就是源于大臣党争。所以西汉朝最大的衰落点就在于元帝时代的党争。史高和宦官内外呼应，共同反对萧望之的改革。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昭君出塞让元帝惊悟国政混乱，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