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1 / 1）
第81节：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
(10)
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而虽然这些科技主要是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着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需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权势逐渐增添——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份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并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建立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皇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 权力分散、遗产多元
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为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拋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触线的是欧洲。帕特里夏·克龙，本书诸多灵感即是得自于她，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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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而虽然这些科技主要是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着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需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权势逐渐增添——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份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并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建立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皇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 权力分散、遗产多元
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为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拋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触线的是欧洲。帕特里夏·克龙，本书诸多灵感即是得自于她，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