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1 / 1）
200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Masumiyet Muzesi），再次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伊斯坦布尔。在这部作品中，男主人公凯末尔计划在1975年6月中旬与其女友、曾留学法国的富家女子茜贝尔举行订婚仪式。1975年4月27日晚，时年30岁的凯末尔与茜贝尔在伊斯坦布尔约会时，后者相中瓦里科纳大街香舍丽榭精品店橱窗中的杰尼·科隆品牌包。翌日中午，凯末尔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买包，却意外碰到在店里打工的远房表妹芙颂。芙颂是凯末尔远房表姑内希贝与塔勒克先生的女儿，家境贫寒，年方二九，美丽聪慧，正准备几个月后参加高考，幼年时就认识比她大12岁的凯末尔。1975年5月凯末尔与芙颂暗恋偷情，却并不愿意迎娶芙颂。凯末尔与茜贝尔的订婚仪式极尽奢华之能事，并邀请芙颂参加。此后，芙颂突然失踪。凯末尔良心发现，毅然与茜贝尔解除婚约，然而芙颂却并未现身。凯末尔沉湎情欲，思念成疾，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穷追不舍，虽险象环生却终于如愿，在两年后找到了芙颂，发现后者已嫁作他人妇。为了抚平心中的痛苦，凯末尔开始收集芙颂扔掉的烟蒂和触碰的一切。7年后，回心转意的芙颂与丈夫离婚，与凯末尔一起赴法国自驾游，准备与后者结婚。不料凯末尔表示，结婚已经毫无意义。芙颂悲痛欲绝，开车撞树，自杀身亡。凯末尔大难不死，追悔不已，将芙颂生前所用的发卡、顶针、钥匙、纸牌和烟灰缸，连同此前收集的烟蒂等物，一起悉心珍藏于芙颂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超越年龄差别、职业归属、性格差异、贫富贵贱，因而是“纯真博物馆”。
总体来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系列文学作品特别关注伊斯坦布尔，并聚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屈辱与自尊、依附与独立、辉煌与衰败之间的关系，而这座城市与这些关系，无一例外是异常复杂的，成为观照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多面镜子。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我关心的是复杂性、混杂性和事物的丰富性。”“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这样可以有特殊的机遇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也许我唯一想教给我的读者、土耳其读者和国际读者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区别是一件很假的事。即使不是假的，东西方的事物也可以容易地结合，产生新的东西。如果我能在读者的思想中灌注这点，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新式特别的事物，那么对我也就足够了”。[32]
作者点评：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既有面朝西方的语言、文字和教育改革，也有与时俱进的宗教思想；既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也有蜚声全球的小说成就。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宗教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对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自尊与屈辱、独立与依附之间的关系，普遍进行深刻思索。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及其后继者推行的语言、文字、教育、美术和音乐改革，长期贬低东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传统、历史、继承、宗教、精神，在赢得政治独立和物质进步的同时，造成土耳其在欧洲诸国面前产生屈辱和依附心理。相比之下，赛义德·努尔西和法图拉·葛兰两位宗教思想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等小说家，以鲁特菲·欧麦尔·阿卡德、伊尔马兹·居内依、赛米·卡普拉诺格鲁为杰出代表的电影导演，则冷静思索土耳其共和国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缺陷并针砭时弊，提出融合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的宽容理念，使土耳其人在政治和物质领域获得自尊和独立的同时，在宗教和精神方面摆脱屈辱和依附状态，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 * *
[1]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1页。
[2]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2页。
[3]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3期，第59页。
[4]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续）》，《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4期，第65页。
[5]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页。
[6] 任婷婷、蒋苑昕：《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第41页。
[7] 姜士林、陈玮主编：《各国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448页。
[8] （美国）《穆斯林世界》，1999年7—10月合刊，第255页；转引自敏敬：《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44页。
[9] 李艳枝：《现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第19页。 ↑返回顶部↑
总体来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系列文学作品特别关注伊斯坦布尔，并聚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屈辱与自尊、依附与独立、辉煌与衰败之间的关系，而这座城市与这些关系，无一例外是异常复杂的，成为观照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多面镜子。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我关心的是复杂性、混杂性和事物的丰富性。”“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这样可以有特殊的机遇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也许我唯一想教给我的读者、土耳其读者和国际读者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区别是一件很假的事。即使不是假的，东西方的事物也可以容易地结合，产生新的东西。如果我能在读者的思想中灌注这点，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新式特别的事物，那么对我也就足够了”。[32]
作者点评：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既有面朝西方的语言、文字和教育改革，也有与时俱进的宗教思想；既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也有蜚声全球的小说成就。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宗教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对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自尊与屈辱、独立与依附之间的关系，普遍进行深刻思索。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及其后继者推行的语言、文字、教育、美术和音乐改革，长期贬低东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传统、历史、继承、宗教、精神，在赢得政治独立和物质进步的同时，造成土耳其在欧洲诸国面前产生屈辱和依附心理。相比之下，赛义德·努尔西和法图拉·葛兰两位宗教思想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等小说家，以鲁特菲·欧麦尔·阿卡德、伊尔马兹·居内依、赛米·卡普拉诺格鲁为杰出代表的电影导演，则冷静思索土耳其共和国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缺陷并针砭时弊，提出融合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的宽容理念，使土耳其人在政治和物质领域获得自尊和独立的同时，在宗教和精神方面摆脱屈辱和依附状态，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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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1页。
[2]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2页。
[3]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3期，第59页。
[4]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续）》，《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4期，第65页。
[5]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页。
[6] 任婷婷、蒋苑昕：《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第41页。
[7] 姜士林、陈玮主编：《各国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448页。
[8] （美国）《穆斯林世界》，1999年7—10月合刊，第255页；转引自敏敬：《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44页。
[9] 李艳枝：《现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第19页。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