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1 / 1）
《我的名字叫红》将历史背景设定在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盛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尽管内容纯属虚构，然而情节跌宕起伏，并且生动描绘了伊斯兰传统社会时期的细密画与基督教世界现代透视法和现实主义个性画之间的尖锐冲突，从绘画艺术这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化、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独立与依附、自尊与效法之间的二元对抗。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寄托着一种文化宽容的理想情怀，即在正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话甚至融合，正如小说中的人物艾斯特所言：“没有什么是纯粹的。上帝同属于东方和西方。”这正是帕慕克的过人之处。2002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法国优秀外国作品奖（Prix du Meilleur Livre Etranger）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2003年，《我的名字叫红》赢得爱尔兰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10万欧元；获奖理由是这部小说“邀请读者切身体验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窗户”。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明为何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以及文化交融的新象征。”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帕慕克发表受奖演说《爸爸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帕慕克的父亲在2000年即去世之前两年，来到帕慕克的书房，将一只装有本人手稿和笔记的小手提箱送给儿子。帕慕克由此引申开来，谈论自己对作家的独特理解：“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两年前，读完《我的名字叫红》之后，即对帕慕克先生娴熟的文学技巧赞赏不已。在土耳其使馆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这段话被多家报刊引用，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读完了他的《雪》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那段看起来似乎公允的话，实际上是对帕慕克创作个性与艺术技巧的忽略。当然，伊斯坦布尔这座联结欧亚大陆，有着悠久历史，融会了多种文化，汇聚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城市，毫无疑问地对帕慕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像帕慕克这样一个具有优雅气质、饱读诗书、对人类命运极为关切的文学天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尔，依然会创作杰出的作品，依然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2002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雪》（Kar）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东部边境卡尔斯城政治斗争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的“雪”具有多层含义，从而使这部作品给人以层峦叠嶂之感。一是自然界的雪，无论是雪花还是积雪；二是小说主人公卡（Ka）创作的《雪》；三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位介于作者帕慕克与主人公卡（Ka）之间的人物“奥尔罕”刻意追寻的《雪》；四是帕慕克创作的《雪》。卡进入卡尔斯城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这座城市一度与外界交通中断，铺天盖地的积雪为卡尔斯城平添几分神秘色彩：“雪无处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动，爱情和阴谋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运行。雪使这个小城与世隔绝，雪制造了小城里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氛围。”“他在书中数百处写了雪，每一笔写的都是雪，但因为他的雪都与Ka的心境、Ka的感受密切结合着写，因此，他的雪就具有了生命，象征也就因此而产生”。例如小说中这样写道：“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有的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莫言称之为“丰富的象征”与“神奇的比喻”，“这样的描写，既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这样的比喻，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写过雪的作家成千上万，但能把雪写得如此丰富，帕慕克是第一人”。[27]
小说的主人公卡（Ka）是一位诗人，曾流亡德国12年，回国后计划前往卡尔斯城，寻找生活在那里的爱人伊派克。卡来到卡尔斯城后，特别关注部分女学生因无法戴头巾而愤然自杀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教俗冲突和女权运动等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1980年9月军人政变之后，政府发布针对公务人员的《服饰和衣装法》，严禁妇女戴头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严禁戴头巾的女大学生听课和考试。1984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声称，戴头巾的女大学生是共和国世俗主义原则的敌人和妇女解放的障碍，因此理应被开除。1988年祖国党控制的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在校女大学生戴头巾，但军人出身的总统柯南·埃夫伦和宪法法院均认定这一法令违背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因此加以否决。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女学生是否可以戴头巾的争论愈演愈烈。1997年年初土耳其军方再度干政，解散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的联合内阁，宣布取缔头巾。1998年秋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三令五申，严禁女大学生和女教师戴头巾。1999年议会选举中，戴着头巾的当选女议员一律被剥夺议员资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帕慕克在《雪》中描绘了一些女大学生因坚持戴头巾而被迫自杀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受其好友、一位日报记者之邀，卡（Ka）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卡尔斯市选举的文章，着力剖析穆斯林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军队与政府和民间，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抗。初来乍到的卡被迅速卷入卡尔斯城的纷繁聒噪和残酷斗争之中，最后以出逃和死亡告终。“读者跟随着Ka，一步步深入迷宫，先是像Ka一样迷茫，继而像Ka一样惊悚，然后伴随着他，体验着幸福、痛苦、企盼、焦虑、犹豫、嫉妒等感受，直至逃离这座城市。Ka直到死时，大概也没弄明白他这次爱情之旅何以演变成了死亡之旅，但读者却明白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看似纯洁无瑕的爱，其实包藏着贪欲、自私和怯懦”。莫言称之为“叙事的迷宫”。[28]在帕慕克看来，《雪》是其第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写了关于土耳其的各种问题：一方面是贫困、沮丧、失业、文化身份问题；另一方面是暴力倾向、成为英雄的渴望、试图得到爱、宗教、伟大思想拯救的愿望以及不能理解他人等问题。”没错，帕慕克作为一位观察细致、思想敏锐、悲天悯地的杰出作家，的确对上述问题具有独立见解，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未跳将出来进行道德说教，他曾说：“《雪》没有打算做任何宣传或提供任何政治教训。”[29]2006年，《雪》获得法国梅迪契外国作品奖（Prix Medicis Etranger）。 ↑返回顶部↑
“两年前，读完《我的名字叫红》之后，即对帕慕克先生娴熟的文学技巧赞赏不已。在土耳其使馆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交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这段话被多家报刊引用，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读完了他的《雪》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那段看起来似乎公允的话，实际上是对帕慕克创作个性与艺术技巧的忽略。当然，伊斯坦布尔这座联结欧亚大陆，有着悠久历史，融会了多种文化，汇聚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城市，毫无疑问地对帕慕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像帕慕克这样一个具有优雅气质、饱读诗书、对人类命运极为关切的文学天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尔，依然会创作杰出的作品，依然会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2002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雪》（Kar）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东部边境卡尔斯城政治斗争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的“雪”具有多层含义，从而使这部作品给人以层峦叠嶂之感。一是自然界的雪，无论是雪花还是积雪；二是小说主人公卡（Ka）创作的《雪》；三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位介于作者帕慕克与主人公卡（Ka）之间的人物“奥尔罕”刻意追寻的《雪》；四是帕慕克创作的《雪》。卡进入卡尔斯城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这座城市一度与外界交通中断，铺天盖地的积雪为卡尔斯城平添几分神秘色彩：“雪无处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动，爱情和阴谋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运行。雪使这个小城与世隔绝，雪制造了小城里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氛围。”“他在书中数百处写了雪，每一笔写的都是雪，但因为他的雪都与Ka的心境、Ka的感受密切结合着写，因此，他的雪就具有了生命，象征也就因此而产生”。例如小说中这样写道：“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有的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莫言称之为“丰富的象征”与“神奇的比喻”，“这样的描写，既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这样的比喻，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写过雪的作家成千上万，但能把雪写得如此丰富，帕慕克是第一人”。[27]
小说的主人公卡（Ka）是一位诗人，曾流亡德国12年，回国后计划前往卡尔斯城，寻找生活在那里的爱人伊派克。卡来到卡尔斯城后，特别关注部分女学生因无法戴头巾而愤然自杀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教俗冲突和女权运动等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1980年9月军人政变之后，政府发布针对公务人员的《服饰和衣装法》，严禁妇女戴头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严禁戴头巾的女大学生听课和考试。1984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声称，戴头巾的女大学生是共和国世俗主义原则的敌人和妇女解放的障碍，因此理应被开除。1988年祖国党控制的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在校女大学生戴头巾，但军人出身的总统柯南·埃夫伦和宪法法院均认定这一法令违背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因此加以否决。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女学生是否可以戴头巾的争论愈演愈烈。1997年年初土耳其军方再度干政，解散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的联合内阁，宣布取缔头巾。1998年秋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三令五申，严禁女大学生和女教师戴头巾。1999年议会选举中，戴着头巾的当选女议员一律被剥夺议员资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帕慕克在《雪》中描绘了一些女大学生因坚持戴头巾而被迫自杀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受其好友、一位日报记者之邀，卡（Ka）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卡尔斯市选举的文章，着力剖析穆斯林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军队与政府和民间，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抗。初来乍到的卡被迅速卷入卡尔斯城的纷繁聒噪和残酷斗争之中，最后以出逃和死亡告终。“读者跟随着Ka，一步步深入迷宫，先是像Ka一样迷茫，继而像Ka一样惊悚，然后伴随着他，体验着幸福、痛苦、企盼、焦虑、犹豫、嫉妒等感受，直至逃离这座城市。Ka直到死时，大概也没弄明白他这次爱情之旅何以演变成了死亡之旅，但读者却明白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看似纯洁无瑕的爱，其实包藏着贪欲、自私和怯懦”。莫言称之为“叙事的迷宫”。[28]在帕慕克看来，《雪》是其第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写了关于土耳其的各种问题：一方面是贫困、沮丧、失业、文化身份问题；另一方面是暴力倾向、成为英雄的渴望、试图得到爱、宗教、伟大思想拯救的愿望以及不能理解他人等问题。”没错，帕慕克作为一位观察细致、思想敏锐、悲天悯地的杰出作家，的确对上述问题具有独立见解，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未跳将出来进行道德说教，他曾说：“《雪》没有打算做任何宣传或提供任何政治教训。”[29]2006年，《雪》获得法国梅迪契外国作品奖（Prix Medicis Etranger）。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