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1 / 1）
1948—1960年是土耳其电影的腾飞阶段。到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3年，一度受到压抑的娱乐需求开始得到释放；政府开始降低电影业的娱乐税；强调艺术品位的美国电影取代埃及电影，风靡土耳其城市；电影杂志开始发表诸多影评，提升民众的观影兴致。因此，越来越多的导演和演员投身于电影业，电影开始摆脱戏剧的桎梏，产量迅速增长。从1949年到1956年，土耳其放映电影343部，年均42.8部；从1956到1960年，土耳其放映电影279部，年均高达69.9部。20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导演是生于伊斯坦布尔的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Ömer Lütfi Akad，1916—2011年）。他于1949年涉足影业，在1952年导演其处女作《以法律的名义》（Kanun Namına）。这部影片借鉴美国黑色电影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格，依据一桩确有其事的谋杀案件，表现出伊斯坦布尔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困惑。
1960—1980年是土耳其电影的全盛时期。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党政府被颠覆。这一政治事件深刻影响了文化生活。1961年7月9日，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的最终文本提交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其中第1编第10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有责任消灭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障碍，严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反对与社会公正及民主国家不相适应的一切行动。”宪法力图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以此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1961年宪法颁布后，许多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员和作家纷纷抗议电影审查制度违宪，继而努力发展电影业，土耳其电影迎来了发展盛期。从1961年到1963年，土耳其放映电影368部，年均122.6部。1963年，共和民主党党员提出一项关于发展电影业的议案。1964年，内政部仔细讨论这一议案。同年旅游部召集一个由文官、电影生产商、制片人和电影评论家共同参加的会议。1964年11月第一届土耳其电影理事会成立。1965年，旅游部提出一项关于设立土耳其电影学院的议案，可惜在议会未能通过。1971年，第二届土耳其电影会议召开。1974年，土耳其电影专题研讨会召开，许多电影生产商、制片人、作家和教授与会。在此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产量达到空前水平。1964—1975年，土耳其放映电影2 652部，年均高达220部，位居世界前列；1976—1979年，土耳其放映电影609部，年均仍有152.2部。这一时期的多数影片由规模较小的制片厂生产，不过影片水平有所提高，影片选材贴近百姓生活和欣赏品味，有歌唱片、惊险片、喜剧片、逃避社会的影片以及关注现实的影片，等等，涌现了一批较为杰出的导演，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和伊尔马兹·居内依。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于1966年拍摄《边界的法律》（Hudutların Kanunu，与伊尔马兹·居内伊合作），于1967年拍摄《基兹里尔梅克恶棍》（Kızılırmak Karakoyun，与伊尔马兹·居内伊合作），于1971年、1973年和1974年先后拍摄了反映城市化的3部影片：《牺牲》（The Sacrifice）、《新娘》（Gelin）和《婚礼》（The Wedding）。伊尔马兹·居内依（Yılmaz Güney，1937—1984年）于1937年4月生于阿达纳，曾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做过电影编剧、演员。他在1968年拍摄《赛义德先生》（Seyyit Han），在1970年拍摄现实主义影片《希望》（Umut），在1971年拍摄《父亲》（Baba）以及具有西部片风格的《哀歌》（Agit）和《痛苦》（Aci），此后3年入狱服刑，到1974年拍摄《忧愁》（Endise），刻画最终分道扬镳的两位朋友。不久，他因杀人罪再度被捕，在狱中写出《兽群》（Suru）和《敌人》（Dusman）两部影片（均在1979年公映）的脚本。后来，他获得假释，于1982年制成影片《道路》（Yol），后借机逃离祖国，于1984年9月客死巴黎。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至今，是土耳其电影发展的调整时期。1982年11月7日新宪法最终文本提交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其中第26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以口头、书画、图片或其他方式单独或集体表达和传播其思想和观点的权利。这一权利也包括在不受官方机构干预的情况下接收或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本款规定并不妨碍广播、电视、电影或其他的类似传播方式服从许可制度。”新宪法的规定显然使电影生产的政治环境大为改善。然而，由于电影审查制度长期延续，政府严格控制电影票价，通货膨胀导致制片成本成倍提高，同时电视和录像迅速普及并分流观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土耳其的电影产量急剧下降，比如1980—1982年电影产量约为220部，年均73.3部，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水平。但是，土耳其电影在产量下降的同时，质量却有所提高，一些影片质量上乘并获得国际奖项。1982年由伊尔马兹·居内依担任导演和编剧的影片《道路》（Yol）于同年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这部影片以获准离开监狱回乡探亲一周的5名囚犯为主人公，侧重刻画其中3名囚徒——赛义德·阿里（Said Ali）、马哈茂德·萨利（Mahmould Sali）和欧麦尔（Omer）。赛义德·阿里锒铛入狱之后，其妻就与他人通奸，被阿里的家人囚于密室之中。阿里得知消息之后怒不可遏，故将妻子和儿子带出村外，朝着邻村进发，企图严惩妻子。不料途中衣衫单薄的妻子冻饿毙命，儿子嗷嗷大哭，赛义德·阿里追悔不已。马哈茂德·萨利回家之后，贫困潦倒，无力抚育幼子，遂在姐夫的怂恿下，一起落草为寇，以抢劫为生。在一次行动中，姐夫被仇人乱刀砍死，萨利侥幸逃脱，却被姐夫的家人视作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萨利被迫与妻子一起跳上火车，躲入厕所，希望可以逃避姐夫家人的追杀，最终未能如愿，被姐夫的弟弟亲手杀害。欧麦尔是一名政治犯，他回家之后久经磨难，参加反政府武装，以实际行动抗击军队的屠杀、警察的施虐和政府的专横。伊尔马兹·居内依在戛纳电影节上表示，他将这部影片冠名《道路》，其实指的是“出路”，旨在为土耳其共和国这个“遭受法西斯蹂躏”的国家指明“出路”。因此，这部影片在赢得西方喝彩的同时，在土耳其则备受争议。 ↑返回顶部↑
1960—1980年是土耳其电影的全盛时期。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党政府被颠覆。这一政治事件深刻影响了文化生活。1961年7月9日，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的最终文本提交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其中第1编第10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有责任消灭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障碍，严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反对与社会公正及民主国家不相适应的一切行动。”宪法力图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以此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1961年宪法颁布后，许多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员和作家纷纷抗议电影审查制度违宪，继而努力发展电影业，土耳其电影迎来了发展盛期。从1961年到1963年，土耳其放映电影368部，年均122.6部。1963年，共和民主党党员提出一项关于发展电影业的议案。1964年，内政部仔细讨论这一议案。同年旅游部召集一个由文官、电影生产商、制片人和电影评论家共同参加的会议。1964年11月第一届土耳其电影理事会成立。1965年，旅游部提出一项关于设立土耳其电影学院的议案，可惜在议会未能通过。1971年，第二届土耳其电影会议召开。1974年，土耳其电影专题研讨会召开，许多电影生产商、制片人、作家和教授与会。在此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产量达到空前水平。1964—1975年，土耳其放映电影2 652部，年均高达220部，位居世界前列；1976—1979年，土耳其放映电影609部，年均仍有152.2部。这一时期的多数影片由规模较小的制片厂生产，不过影片水平有所提高，影片选材贴近百姓生活和欣赏品味，有歌唱片、惊险片、喜剧片、逃避社会的影片以及关注现实的影片，等等，涌现了一批较为杰出的导演，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和伊尔马兹·居内依。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于1966年拍摄《边界的法律》（Hudutların Kanunu，与伊尔马兹·居内伊合作），于1967年拍摄《基兹里尔梅克恶棍》（Kızılırmak Karakoyun，与伊尔马兹·居内伊合作），于1971年、1973年和1974年先后拍摄了反映城市化的3部影片：《牺牲》（The Sacrifice）、《新娘》（Gelin）和《婚礼》（The Wedding）。伊尔马兹·居内依（Yılmaz Güney，1937—1984年）于1937年4月生于阿达纳，曾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做过电影编剧、演员。他在1968年拍摄《赛义德先生》（Seyyit Han），在1970年拍摄现实主义影片《希望》（Umut），在1971年拍摄《父亲》（Baba）以及具有西部片风格的《哀歌》（Agit）和《痛苦》（Aci），此后3年入狱服刑，到1974年拍摄《忧愁》（Endise），刻画最终分道扬镳的两位朋友。不久，他因杀人罪再度被捕，在狱中写出《兽群》（Suru）和《敌人》（Dusman）两部影片（均在1979年公映）的脚本。后来，他获得假释，于1982年制成影片《道路》（Yol），后借机逃离祖国，于1984年9月客死巴黎。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至今，是土耳其电影发展的调整时期。1982年11月7日新宪法最终文本提交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其中第26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以口头、书画、图片或其他方式单独或集体表达和传播其思想和观点的权利。这一权利也包括在不受官方机构干预的情况下接收或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本款规定并不妨碍广播、电视、电影或其他的类似传播方式服从许可制度。”新宪法的规定显然使电影生产的政治环境大为改善。然而，由于电影审查制度长期延续，政府严格控制电影票价，通货膨胀导致制片成本成倍提高，同时电视和录像迅速普及并分流观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土耳其的电影产量急剧下降，比如1980—1982年电影产量约为220部，年均73.3部，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水平。但是，土耳其电影在产量下降的同时，质量却有所提高，一些影片质量上乘并获得国际奖项。1982年由伊尔马兹·居内依担任导演和编剧的影片《道路》（Yol）于同年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这部影片以获准离开监狱回乡探亲一周的5名囚犯为主人公，侧重刻画其中3名囚徒——赛义德·阿里（Said Ali）、马哈茂德·萨利（Mahmould Sali）和欧麦尔（Omer）。赛义德·阿里锒铛入狱之后，其妻就与他人通奸，被阿里的家人囚于密室之中。阿里得知消息之后怒不可遏，故将妻子和儿子带出村外，朝着邻村进发，企图严惩妻子。不料途中衣衫单薄的妻子冻饿毙命，儿子嗷嗷大哭，赛义德·阿里追悔不已。马哈茂德·萨利回家之后，贫困潦倒，无力抚育幼子，遂在姐夫的怂恿下，一起落草为寇，以抢劫为生。在一次行动中，姐夫被仇人乱刀砍死，萨利侥幸逃脱，却被姐夫的家人视作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萨利被迫与妻子一起跳上火车，躲入厕所，希望可以逃避姐夫家人的追杀，最终未能如愿，被姐夫的弟弟亲手杀害。欧麦尔是一名政治犯，他回家之后久经磨难，参加反政府武装，以实际行动抗击军队的屠杀、警察的施虐和政府的专横。伊尔马兹·居内依在戛纳电影节上表示，他将这部影片冠名《道路》，其实指的是“出路”，旨在为土耳其共和国这个“遭受法西斯蹂躏”的国家指明“出路”。因此，这部影片在赢得西方喝彩的同时，在土耳其则备受争议。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