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1 / 1）
法图拉·葛兰认为，各种宗教和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奉行基本相同的道德标准，因而是平等的。他曾讲：“不管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贯彻其宗教信仰，这些广泛接受的道德如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兄弟情义和自由都是各宗教所极力赞许的……就和平而言，也存在佛陀、希伯来先知、老子、孔子和印度先知的启示中。”[10]法图拉·葛兰在认定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宗教对话主张，强调进行信仰沟通。他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一神信仰，起初均为闪米特人的宗教，而且在伊斯兰区域长期和谐共存，因此必须进行信仰对话。“在我们历史上，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在许多地方是并存的”；“穆斯林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颇为宽容，没有歧视、大屠杀、违反人权和种族灭绝等现象发生。相反，犹太人在处于困境时得到欢迎，当他们被驱逐出安达卢西亚（Andalucia，西班牙最南端的城市，西邻大西洋，南邻直布罗陀海峡，东邻地中海，笔者注）时，是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他们”。[11]他对这一观点很有信心，身体力行。他曾拜访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土耳其的希腊大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纽约的红衣主教、以色列的大拉比。仅从1997年6月到2004年8年间，他就在伊斯坦布尔、萨利乌尔法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等地召开了8次国际研讨会，主题均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问题。葛兰与其信徒还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等教派冲突异常激烈的地区设立“法图拉·葛兰学校”，传播其信仰对话的理念。他不仅赞成并改造苏非主义，而且致力于实现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团结。他称赞“阿拉维派也丰富了土耳其文化”，主张阿拉维派与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占绝对多数的逊尼派消除隔阂，达成和解，为此他曾于1995年2月诚邀全国逊尼派、阿拉维派和苏非教团参加斋月聚会。
宗教平等，信仰对话，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宗教宽容与和平相处。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葛兰曾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管由谁指使或为了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践踏，因此，没有人（当然包括穆斯林）会同意和支持任何恐怖行为，恐怖在获得个人救赎方面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伊斯兰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不会利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来实现伊斯兰目标，恐怖主义者不可能是穆斯林，因为真正的穆斯林是不可能从事恐怖行为的”。[12]他宽容国内政敌。1971年、1980年、1997年土耳其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人被捕，葛兰首当其冲。1971年他被羁押半年；1980年他被羁押6个小时；1997年他因“企图改变土耳其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创立秘密组织”的罪名被捕入狱长达7个月之久。此后，他在国内无法立足，而且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被迫于1998年以治疗心脏病为由移居美国，从1999年3月起隐居小镇。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到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敌视。2000年当局指控他涉嫌“为改变国家之世俗体制而建立非法组织，意图建立按照宗教规范治国的政府”，葛兰提起申诉，到2006年首都第11号重案刑事法庭才对葛兰作出无罪判决，到2008年最高法院刑事常委会才宣布葛兰无罪，这场斗争可谓旷日持久，令葛兰身心交瘁。按照常理，葛兰对政府应该恨之入骨，其实不然。他曾特意叮嘱信徒：“我的信徒应当知道，当我们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你们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你们应该保持和平的心态；如果我被杀害，你们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后继续追求秩序、和平与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他们反复出手，仍要保持沉默，用爱和怜悯来感化他，始终如一地用爱来对待他人”，[13]从而展示自己宽容博爱的一面。根据宗教宽容的逻辑，葛兰对奉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美国和西欧基督教国家非常友好，也赞成土耳其共和国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并尽快加入欧盟。依据同样的逻辑，葛兰毫不掩饰自己对伊朗的憎恶之情，因为后者仇视除什叶派之外的其他穆斯林，而且大搞输出伊斯兰革命。
法图拉·葛兰的上述宗教思想，使人们怀疑他是一位苏非，但葛兰一贯矢口否认。他曾辩解：“宗教教团作为一种体制出现在先知去世后的6个世纪，它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机构。我没有加入任何苏非教团，也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仍然被诸多学者称为“新苏非主义者”或者“寻求自我方式的苏非”，这种评价恰如其分。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位苏非主义者，强调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精髓，既重视心灵体验，也倡导践行信仰，特别是通过约束行动来达到冷静、乐观、愉悦的心理状态，是精神和实践的融合。他还特别赞赏土耳其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相容关系：“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包括古兰经和圣训中主要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又根据土耳其历史和苏非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为什么是宽广的、深邃的、宽容的、包含一切的、以爱为核心的原因。”[14]另一方面，他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科学观，主张将科技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起来，克服传统苏非教育不问世事并忽视科技的弱点，从而使自己区别于传统苏非：“当前，世俗学校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苏非主义教育沉溺于形而上学的冥思，军队仅仅关注于武力素质的培养，因而实现科学素养与精神价值的融合是不可能的。”[15]他既反对故步自封的传统苏非主义，也蔑视盲从西方的极端世俗主义。他曾说：“如果一个社团的民众缺乏信仰、爱、热情和责任感，如果他们意识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那么它就不能视为是文明的。”[16]因此，他主张在教育领域和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技、精神与物质融为一体，走出一条“土体西用”的发展道路。 ↑返回顶部↑
宗教平等，信仰对话，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宗教宽容与和平相处。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葛兰曾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管由谁指使或为了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践踏，因此，没有人（当然包括穆斯林）会同意和支持任何恐怖行为，恐怖在获得个人救赎方面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伊斯兰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不会利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来实现伊斯兰目标，恐怖主义者不可能是穆斯林，因为真正的穆斯林是不可能从事恐怖行为的”。[12]他宽容国内政敌。1971年、1980年、1997年土耳其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人被捕，葛兰首当其冲。1971年他被羁押半年；1980年他被羁押6个小时；1997年他因“企图改变土耳其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创立秘密组织”的罪名被捕入狱长达7个月之久。此后，他在国内无法立足，而且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被迫于1998年以治疗心脏病为由移居美国，从1999年3月起隐居小镇。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到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敌视。2000年当局指控他涉嫌“为改变国家之世俗体制而建立非法组织，意图建立按照宗教规范治国的政府”，葛兰提起申诉，到2006年首都第11号重案刑事法庭才对葛兰作出无罪判决，到2008年最高法院刑事常委会才宣布葛兰无罪，这场斗争可谓旷日持久，令葛兰身心交瘁。按照常理，葛兰对政府应该恨之入骨，其实不然。他曾特意叮嘱信徒：“我的信徒应当知道，当我们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你们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你们应该保持和平的心态；如果我被杀害，你们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后继续追求秩序、和平与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他们反复出手，仍要保持沉默，用爱和怜悯来感化他，始终如一地用爱来对待他人”，[13]从而展示自己宽容博爱的一面。根据宗教宽容的逻辑，葛兰对奉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美国和西欧基督教国家非常友好，也赞成土耳其共和国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并尽快加入欧盟。依据同样的逻辑，葛兰毫不掩饰自己对伊朗的憎恶之情，因为后者仇视除什叶派之外的其他穆斯林，而且大搞输出伊斯兰革命。
法图拉·葛兰的上述宗教思想，使人们怀疑他是一位苏非，但葛兰一贯矢口否认。他曾辩解：“宗教教团作为一种体制出现在先知去世后的6个世纪，它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机构。我没有加入任何苏非教团，也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仍然被诸多学者称为“新苏非主义者”或者“寻求自我方式的苏非”，这种评价恰如其分。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位苏非主义者，强调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精髓，既重视心灵体验，也倡导践行信仰，特别是通过约束行动来达到冷静、乐观、愉悦的心理状态，是精神和实践的融合。他还特别赞赏土耳其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相容关系：“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包括古兰经和圣训中主要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又根据土耳其历史和苏非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为什么是宽广的、深邃的、宽容的、包含一切的、以爱为核心的原因。”[14]另一方面，他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科学观，主张将科技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起来，克服传统苏非教育不问世事并忽视科技的弱点，从而使自己区别于传统苏非：“当前，世俗学校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苏非主义教育沉溺于形而上学的冥思，军队仅仅关注于武力素质的培养，因而实现科学素养与精神价值的融合是不可能的。”[15]他既反对故步自封的传统苏非主义，也蔑视盲从西方的极端世俗主义。他曾说：“如果一个社团的民众缺乏信仰、爱、热情和责任感，如果他们意识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那么它就不能视为是文明的。”[16]因此，他主张在教育领域和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技、精神与物质融为一体，走出一条“土体西用”的发展道路。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