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1 / 1）
第三个新方案是为期12年、预算16亿美元的产科瘘管病根除计划，同时为那些抨击孕产妇死亡的大型国际运动铺路。“世界瘘管基金会”（Worldwide Fistula Fund）总裁暨总经理刘易斯·沃尔医生（Dr.L.Lewis Wall）已经和人道议题的保守者迈克尔·霍罗威茨共同拟出一份巨细靡遗的提案，以此来发起终止瘘管的运动。这份计划包括在非洲各处兴建40家瘘管治疗中心，以及成立一个新机构来协调这项运动。这是在生育健康方面少数由民主党及共和党联合行动的领域，它将会引起媒体和公众注意到改善孕产妇护理的需求，让全世界最为孤苦凄凉的年轻女性得到帮助，提升非洲的产科技术，以及激发出采取后续步骤解决孕产妇死亡问题的活力。
这三个步骤——资助女孩教育运动，赞助碘化盐预防智力障碍，以及根除瘘管——并不会解决世界女性的全部问题。然而，针对这三项措施所采取的行动，会让潜在问题在国际事务议程上变得更重要，也会证明相关问题的确有解决之道。人们一旦看到“的确有”解决之道，就会更愿意用各种方式贡献一己之力。这个运动触及越多人越好。然而，最有效率的支持者将不只是捐助金钱，也将付出时间——也就是在前线担任志愿者。
如果你关心贫穷，就要深入了解贫穷，而不只是一味地想打击贫穷。而要了解贫穷，就要付出时间亲身观察体会。在谈到性交易时，我们提到娥米·芭苏（Urmi Basu），她在加尔各答为遭受拐卖的女性设立了“新光”收容所。几年下来，我们已经引介了几名美国人到“新光”担任志愿者，教那些娼妓的孩子学习英文。起先这几位志愿者觉得非常难以适应。我们介绍给娥米的美国人当中，有一位是西妮·伍兹（Sydnee Woods），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政府助理律师，因在职场中找不到人生意义，她请上司准许她留职停薪90天，去印度的“新光”工作。被上司斩钉截铁地拒绝后，西妮辞了职，卖掉房子，搬到加尔各答。她觉得调适的过程非常辛苦，如同她在写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中所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我才老实跟自己承认我痛恨印度（嗯，至少是加尔各答）。我真的爱极了“新光”——那些小孩、母亲、职员、其他义工、娥米，但是对于生活在加尔各答的其他方面我都讨厌。在那里，身为一个单身的美国黑人女子，我觉得非常辛苦。我不时会碰到怀疑的眼神——不是因为肤色，而是因为我没有结婚，又常常自己一人（在餐厅里、在购物商场等）。那样的瞪视让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疲惫不堪，即使到后来也没有真正习惯。
我们的建议造成了如此痛苦的经验，这令我们非常内疚。我们问西妮这是否表示她后悔去了印度，她还会不会推荐其他人去做这件事？稍后，她发来一封迥然不同的电子邮件：我非常高兴我去了那里，我考虑明年再去“新光”。我爱上了所有的孩子，而其中两位，我一定要让他们接受教育，脱离红灯区。我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了一些好事，这令我心满意足。这次经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永远改变了我。我变得放松、平静，好像天塌下来也不怕，而且轻轻松松就能够面对挫折和克服困难。我从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除了到百慕大、墨西哥和巴哈马观光之外），现在我无法想象不找机会到国外旅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在印度交到了一生的朋友。这很难用文字描述——我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绝对会推荐这样的经验——尤其是推荐给其他单身的黑人女性。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必要。印度改变了你——它让你面对自己，而那些事情可能是你原本不会去面对的。对我而言，面对自己只会带来好处，这对我就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事实上，加入这场全球运动的主要动机虽然是帮助他人，但结果往往是帮助了自己。如同金融家约翰·坦普尔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所说：“自我改善主要来自帮助他人。”
社会心理学家近年来对于“快乐”这一情绪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项惊人的发现是：我们认为会让我们幸福快乐的事物，事实上可能并不会让我们幸福快乐。比如中彩票的人一开始会兴奋得冲上天，但接着就会慢慢调适，一年之后，他们并不比没中彩票的人更为快乐。快乐程度似乎主要是源自内心，而不是明显地受到好坏境遇影响。比如接受肾透析治疗的末期肾病病人，他们一整天的心情跟健康人士对照组比起来并无差别。严重肢体障碍的人虽然一开始非常不开心，但是他们调适得很快。
一项研究发现，意外事故受害者在半身瘫痪仅仅一个月后，大多数人的情绪都能调整过来。其他研究发现，在遭受中等程度的肢体障碍两年之内，受害者的生活满意度可以完全恢复到肢体障碍前的程度。因此，研究“快乐”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建议，如果被卡车撞到而半身瘫痪，或是中了彩票，要记得，一年之后，你快乐与否的程度差别不大，所以过分悲观和过分乐观都不可取。然而，海特教授和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有些因素能够持续地影响我们的快乐程度。其中之一是“与超越个人的事物联结”——比如更大的使命或人道目标。传统上，进入教会或其他宗教机构就属于这项因素。而参与任何运动或是人道主义新方案，都能够因带来使命感而提升我们的快乐指数。人类是由神经构建的，会从无私的利他心中得到极大的个人满足。 ↑返回顶部↑
这三个步骤——资助女孩教育运动，赞助碘化盐预防智力障碍，以及根除瘘管——并不会解决世界女性的全部问题。然而，针对这三项措施所采取的行动，会让潜在问题在国际事务议程上变得更重要，也会证明相关问题的确有解决之道。人们一旦看到“的确有”解决之道，就会更愿意用各种方式贡献一己之力。这个运动触及越多人越好。然而，最有效率的支持者将不只是捐助金钱，也将付出时间——也就是在前线担任志愿者。
如果你关心贫穷，就要深入了解贫穷，而不只是一味地想打击贫穷。而要了解贫穷，就要付出时间亲身观察体会。在谈到性交易时，我们提到娥米·芭苏（Urmi Basu），她在加尔各答为遭受拐卖的女性设立了“新光”收容所。几年下来，我们已经引介了几名美国人到“新光”担任志愿者，教那些娼妓的孩子学习英文。起先这几位志愿者觉得非常难以适应。我们介绍给娥米的美国人当中，有一位是西妮·伍兹（Sydnee Woods），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政府助理律师，因在职场中找不到人生意义，她请上司准许她留职停薪90天，去印度的“新光”工作。被上司斩钉截铁地拒绝后，西妮辞了职，卖掉房子，搬到加尔各答。她觉得调适的过程非常辛苦，如同她在写给我们的电子邮件中所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我才老实跟自己承认我痛恨印度（嗯，至少是加尔各答）。我真的爱极了“新光”——那些小孩、母亲、职员、其他义工、娥米，但是对于生活在加尔各答的其他方面我都讨厌。在那里，身为一个单身的美国黑人女子，我觉得非常辛苦。我不时会碰到怀疑的眼神——不是因为肤色，而是因为我没有结婚，又常常自己一人（在餐厅里、在购物商场等）。那样的瞪视让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疲惫不堪，即使到后来也没有真正习惯。
我们的建议造成了如此痛苦的经验，这令我们非常内疚。我们问西妮这是否表示她后悔去了印度，她还会不会推荐其他人去做这件事？稍后，她发来一封迥然不同的电子邮件：我非常高兴我去了那里，我考虑明年再去“新光”。我爱上了所有的孩子，而其中两位，我一定要让他们接受教育，脱离红灯区。我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了一些好事，这令我心满意足。这次经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永远改变了我。我变得放松、平静，好像天塌下来也不怕，而且轻轻松松就能够面对挫折和克服困难。我从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除了到百慕大、墨西哥和巴哈马观光之外），现在我无法想象不找机会到国外旅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在印度交到了一生的朋友。这很难用文字描述——我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绝对会推荐这样的经验——尤其是推荐给其他单身的黑人女性。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必要。印度改变了你——它让你面对自己，而那些事情可能是你原本不会去面对的。对我而言，面对自己只会带来好处，这对我就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事实上，加入这场全球运动的主要动机虽然是帮助他人，但结果往往是帮助了自己。如同金融家约翰·坦普尔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所说：“自我改善主要来自帮助他人。”
社会心理学家近年来对于“快乐”这一情绪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项惊人的发现是：我们认为会让我们幸福快乐的事物，事实上可能并不会让我们幸福快乐。比如中彩票的人一开始会兴奋得冲上天，但接着就会慢慢调适，一年之后，他们并不比没中彩票的人更为快乐。快乐程度似乎主要是源自内心，而不是明显地受到好坏境遇影响。比如接受肾透析治疗的末期肾病病人，他们一整天的心情跟健康人士对照组比起来并无差别。严重肢体障碍的人虽然一开始非常不开心，但是他们调适得很快。
一项研究发现，意外事故受害者在半身瘫痪仅仅一个月后，大多数人的情绪都能调整过来。其他研究发现，在遭受中等程度的肢体障碍两年之内，受害者的生活满意度可以完全恢复到肢体障碍前的程度。因此，研究“快乐”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建议，如果被卡车撞到而半身瘫痪，或是中了彩票，要记得，一年之后，你快乐与否的程度差别不大，所以过分悲观和过分乐观都不可取。然而，海特教授和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有些因素能够持续地影响我们的快乐程度。其中之一是“与超越个人的事物联结”——比如更大的使命或人道目标。传统上，进入教会或其他宗教机构就属于这项因素。而参与任何运动或是人道主义新方案，都能够因带来使命感而提升我们的快乐指数。人类是由神经构建的，会从无私的利他心中得到极大的个人满足。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