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1 / 1）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明显。直到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返回顶部↑
总体上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明显。直到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