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1 / 1）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0月11日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还是属于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及北美国家、日本到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在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合自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现在，其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它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中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明显。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说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返回顶部↑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0月11日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还是属于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及北美国家、日本到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在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合自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现在，其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它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中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明显。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说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