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1 / 1）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地方的行为与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有关：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直接压力。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动员，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动力来全力抗灾。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尽管也忙个不停，但对自己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需考虑自己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认为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曾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高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总量（12%），也远远高于近邻日本的3.0%，更高于美国的1.8%。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尤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民族主义表现为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形式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国家制度建设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奥运会之后海内外很多人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成功申请举办奥运会之后，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奥运会本身，还不如说是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且被视为非民主政权的国家举办这样一个国际盛事，大大强化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各种争吵和纠纷，在很多方面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力有关。 ↑返回顶部↑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曾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高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总量（12%），也远远高于近邻日本的3.0%，更高于美国的1.8%。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尤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民族主义表现为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形式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国家制度建设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奥运会之后海内外很多人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成功申请举办奥运会之后，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奥运会本身，还不如说是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且被视为非民主政权的国家举办这样一个国际盛事，大大强化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各种争吵和纠纷，在很多方面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力有关。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