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1 / 1）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远远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都曾经取得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制度建设成就，前景曾为各界所看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国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时期，现有的既得利益挟持了国家政权，反对进一步的改革。接着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减缓，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尽管不能断然说中国会重复这些国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面临这些国家曾经面临过的老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虽不能说这些既得利益已经操纵了国家政权，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能量来抵制政府新的改革动议。垄断、歧视中小企业、地方专制、权势家族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中央政府尽管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政策的执行力却大打折扣，解决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对很多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从前毛泽东讲斗争，现在讲利益协调，结果可能是什么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万不得已。
任何执政党一旦成为现存利益格局的内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谁都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这个利益网络的一部分，难以自拔。在地方层面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么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么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于现有利益的分配，对执政党整体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毫无考量。
中国的政治情景要求执政党官员不能成为这个既得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执政党陷于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时代，党本身的认同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新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难，更艰巨。革命可以摧毁一切，推倒重来，但政治改革则不可。在告别了革命的时代后，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如何能实现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课题，更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日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经济层面，人们关切的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尽管有分歧，人们对这一点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深刻关切落在中国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对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对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对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网，电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等。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多基础设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经历上百年都完好无损。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返回顶部↑
尽管不能断然说中国会重复这些国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面临这些国家曾经面临过的老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虽不能说这些既得利益已经操纵了国家政权，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能量来抵制政府新的改革动议。垄断、歧视中小企业、地方专制、权势家族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中央政府尽管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政策的执行力却大打折扣，解决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对很多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从前毛泽东讲斗争，现在讲利益协调，结果可能是什么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万不得已。
任何执政党一旦成为现存利益格局的内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谁都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这个利益网络的一部分，难以自拔。在地方层面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么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么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于现有利益的分配，对执政党整体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毫无考量。
中国的政治情景要求执政党官员不能成为这个既得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执政党陷于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时代，党本身的认同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新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难，更艰巨。革命可以摧毁一切，推倒重来，但政治改革则不可。在告别了革命的时代后，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如何能实现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课题，更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日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经济层面，人们关切的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尽管有分歧，人们对这一点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深刻关切落在中国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对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对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对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网，电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等。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多基础设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经历上百年都完好无损。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