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1 / 1）
中共须承担起制度创新责任
中共要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这不仅对国家制度建设很重要，对执政党本身的转型也极为重要。任何政党能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基础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性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基于革命的合法性转移到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中共和前苏联等国的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没有。但现在，中共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党。所以，一方面，中共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交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一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执政党的首要议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19日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有关方面日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后，各种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共干部和市民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七大即将在秋季举行，在中央党校进行的这个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中央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那就是中共是否在转变成为一个保守的政党？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性。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转型要求提高执政能力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具革命性也是最激进的政党。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毛泽东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个旧国家，建设一个新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给今天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基本国家制度。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但邓小平同样把中国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识到从一个搞革命的政党到一个专注经济建设的政党的转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在80年代，邓小平在很多场合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六四事件以后，尽管政治改革的声音消失了，但中国仍不失激进的经济改革。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这个转型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治理的转型，也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上。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这个转型正在进行，但转型的过程已经显露出执政党的一些官员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保守性。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辅助性的，既是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体系维持。在很多方面，政治改革明显地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改革举措往往是反应式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前几年，中共提出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并不够，作为执政党更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
发展不允许中共变为保守
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一旦到了执政地位，保守性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的发展不容许中共演变成为一个保守党。从一个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不意味着党可以演变成为一个保守政党。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表明，执政党必须有新的定位，确定新的历史任务，通过制度创新执政，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国家的发展。 ↑返回顶部↑
中共要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这不仅对国家制度建设很重要，对执政党本身的转型也极为重要。任何政党能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基础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性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基于革命的合法性转移到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中共和前苏联等国的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没有。但现在，中共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党。所以，一方面，中共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交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一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执政党的首要议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19日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有关方面日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后，各种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共干部和市民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七大即将在秋季举行，在中央党校进行的这个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中央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那就是中共是否在转变成为一个保守的政党？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性。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转型要求提高执政能力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具革命性也是最激进的政党。这是历史所决定的。毛泽东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个旧国家，建设一个新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给今天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基本国家制度。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但邓小平同样把中国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识到从一个搞革命的政党到一个专注经济建设的政党的转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在80年代，邓小平在很多场合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六四事件以后，尽管政治改革的声音消失了，但中国仍不失激进的经济改革。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这个转型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治理的转型，也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上。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这个转型正在进行，但转型的过程已经显露出执政党的一些官员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保守性。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辅助性的，既是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体系维持。在很多方面，政治改革明显地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改革举措往往是反应式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前几年，中共提出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并不够，作为执政党更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
发展不允许中共变为保守
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一旦到了执政地位，保守性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的发展不容许中共演变成为一个保守党。从一个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不意味着党可以演变成为一个保守政党。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表明，执政党必须有新的定位，确定新的历史任务，通过制度创新执政，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国家的发展。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