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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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样子拖下去。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设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他们照顾得特好。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姐妹一样。有一天，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姐妹一样亲。不行，在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最后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个家了。她点点头说：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说不清，只好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
（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一个老头子，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说不清，拿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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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团结！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乡多次。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陆。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设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他满口答应。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她把他们照顾得特好。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她叫我姐姐。我们真像姐妹一样。有一天，组织上叫我去谈话，说真君是我们的丫头，在新社会是不允许的。我解释说，我们没把她当丫头，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们要养她，我们和姐妹一样亲。不行，在新社会，组织会安排她的生活。原来他们要把她嫁给一个模范老工人。我没办法，最后只好答应向真君做工作。我回家对她说：真君，你有个家了。她点点头说：嗯，有。我说：不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家。她还是点头：嗯，有。我说不清，只好做手势。我把她几件衣服包起来，放在她手里，牵起她的手，向外走。我说：到你自己的家。她哭了起来：不，我要姐姐。
（大嫂声音哽住了。）
我对她说：好，姐姐跟你一起走。她才跟我一道出门。我和她一起去郑州。哎，一个老头子，乱七八糟一间小屋子。我对她说：你在这里住，常常回来。这是你的家，那也是你的家。她大哭，要跟我回家。我只好狠心走了。她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糖呀、糕呀给孩子们。大约一年多以后，老头死了。组织上对她说不清，拿她没办法。我请了一个星期假，去郑州陪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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