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 / 2）
导读提要（3）
担心俄罗斯会把这件事作为借口，发动讨罪战争，侵略日本，东瀛三岛陷入极端的“恐俄症”中。事发第二天，天皇亲自出面赔礼认罪，政府则组织全国做出种种举动向俄罗斯示好，日本各地庙宇、教会全部被命令祈祷俄国太子痊愈，各种社团、人士发出的慰问电多达一万余封。更有甚者，日本山形县一个村子还通过法令，禁止姓津田的人家取名三藏。
5月20日，出现了一名27岁的日本少女留下向俄国政府的赔罪信后拔刀自杀、以命谢罪的极端举动。可在极力的弥补之外，又发生了一件令日本政府感到颜面难堪的事，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将凶手津田三藏处以极刑，但法院坚持司法独立，不受政令影响，只对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面对日本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谢罪示意，俄国政府的反应非常冷淡，倒是对中国驻日公使的探望表现出了极度的礼遇，并通过电报向光绪皇帝致谢，“蒙大皇帝福庇，伤已平复，后日起程，由海参崴回国。大皇帝笃念两国友谊，前在广东、南京、湖北等处缛此优待，今复温旨垂问，贵使降临，感激无地。”[3]
离开日本，俄国太子在海参崴主持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宣布加快海参崴军港的建设，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4]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味着俄国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从欧洲调运陆军来东亚；海参崴军港的营建，则表示俄罗斯将拥有在远东驻扎一支庞大舰队的硬件条件。种种迹象表明，俄国以日本为目标，进军东亚的战车开始大幅提速了。
在19世纪，日本在东亚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呼声。围绕东亚局势，日本国内分为以当权的旧萨摩藩、长州藩人士为主的萨长派和以不直接参与政事的明治维新元老以及民间人士为核心的兴亚派，二派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持“兴亚”意见的一派，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日本、中国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携手结盟，快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琵琶湖事件”发生后，日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军军舰访日，对外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警慑俄国的目的。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导读提要（4）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
“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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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俄罗斯会把这件事作为借口，发动讨罪战争，侵略日本，东瀛三岛陷入极端的“恐俄症”中。事发第二天，天皇亲自出面赔礼认罪，政府则组织全国做出种种举动向俄罗斯示好，日本各地庙宇、教会全部被命令祈祷俄国太子痊愈，各种社团、人士发出的慰问电多达一万余封。更有甚者，日本山形县一个村子还通过法令，禁止姓津田的人家取名三藏。
5月20日，出现了一名27岁的日本少女留下向俄国政府的赔罪信后拔刀自杀、以命谢罪的极端举动。可在极力的弥补之外，又发生了一件令日本政府感到颜面难堪的事，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将凶手津田三藏处以极刑，但法院坚持司法独立，不受政令影响，只对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面对日本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谢罪示意，俄国政府的反应非常冷淡，倒是对中国驻日公使的探望表现出了极度的礼遇，并通过电报向光绪皇帝致谢，“蒙大皇帝福庇，伤已平复，后日起程，由海参崴回国。大皇帝笃念两国友谊，前在广东、南京、湖北等处缛此优待，今复温旨垂问，贵使降临，感激无地。”[3]
离开日本，俄国太子在海参崴主持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宣布加快海参崴军港的建设，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4]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味着俄国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从欧洲调运陆军来东亚；海参崴军港的营建，则表示俄罗斯将拥有在远东驻扎一支庞大舰队的硬件条件。种种迹象表明，俄国以日本为目标，进军东亚的战车开始大幅提速了。
在19世纪，日本在东亚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呼声。围绕东亚局势，日本国内分为以当权的旧萨摩藩、长州藩人士为主的萨长派和以不直接参与政事的明治维新元老以及民间人士为核心的兴亚派，二派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持“兴亚”意见的一派，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日本、中国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携手结盟，快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琵琶湖事件”发生后，日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军军舰访日，对外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警慑俄国的目的。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导读提要（4）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
“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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