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1 / 2）
有些北非士兵在德国战俘营时被招进奥斯曼军。如今，法国殖民当局决心让这些人为他们在战争中向敌方投诚的行为付出代价。自1917年斯坦利·莫德少将占领巴格达以来，已有数千名奥斯曼军中的北非士兵被收押在英军战俘营。随后，他们自然会被送回法国。法国政府在法国南部设立多个营地，专门接收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来的“本土部队”。这些被怀疑对法国不忠的士兵被禁止回北非或与法国穆斯林交友。在所有参加一战的士兵中，很少人像这些北非战俘一样，几条战线上的大大小小战役都参与过，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
停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协约国部队作为占领军仍持续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阿拉伯行省被置于“协约国所持敌方领土治理委员会”（Allied 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的管控之下。当地民众与外来占领者之间不可避免地气氛紧张，经历枪林弹雨的英军及其自治领部队也迫切地想要返回祖国。
一名新西兰中士在巴勒斯坦被当地村民杀害，此事导致新西兰士兵于1918年12月中旬展开报复。关于新西兰士兵的具体人数说法不一，约有60至200名士兵将疑似藏匿杀害中士凶手的萨拉芬村重重包围。他们把妇孺老人都赶出村子，随后便开始攻击村里的男性。根据新西兰的消息，这些一心复仇的士兵杀死或弄伤了30余人后，放火烧了村庄和附近的一处营地。[18]
艾德蒙·艾伦比将军就屠杀一事展开正式调查。借宿在萨拉芬周边地区的澳新士兵们全都串通一气，默不做声，不给调查提供任何证据。士兵们的抗命让艾伦比勃然大怒，但为避免集体惩罚可能导致的更大动乱，这位英国将军决定命令澳新士兵返回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这是他们计划遣返澳新士兵的第一步。
在拉法赫，军队开始屠宰澳新骑兵的坐骑。大部分马匹被宰了，剩下的一部分留给占领军使用，还有一小部分好马被牵出来贩卖。对此，士兵们得到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说船只有限，不能将兵员和坐骑一并运回；有的说马匹状况不佳，捱不过漫长的归途；还有的称动物可能携带感染病菌，恐会传染给澳新士兵。但骑兵们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奥克兰枪骑兵团的C. G. 尼科尔中士回忆称：“骑手不得不与自己的马儿分开，场面令人心中酸楚。”经过数年的战斗，骑兵与战马之间形成的牵绊比他们对同伴的感情还要强烈。[19]
虽然骑兵严禁杀马，但仍有许多骑手宁可亲手终结自己坐骑的生命，也不愿留它们在牲畜市场遭贩卖或被屠宰。澳大利亚士兵兼记者奥利弗·霍格，曾参加过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两大战役。他用“蓝桉骑兵”（Trooper Bluegum）的假名写了一首名为《驻留之马》的诗，其中描绘骑兵对自己的“威尔士马”（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军用驯马的简称，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那份感情：我想我无法接受我那高贵的老马
在旧开罗步履蹒跚，背上驮着个短工伙计。
也许某个英国游客会在巴勒斯坦发现
我那心碎的威尔士马，身后拖着沉重的木犁。
不，我想我宁可杀死它，然后这样骗自己：
“它跌进了毛鼻袋熊的洞穴，躺在里面死去。”
也许我会被军事法庭传讯；但我将遭天谴，如果我愿意就这样回到澳大利亚，却把我的马留在这里。[20]
部队原定在1919年3月中旬离开埃及返家。但在他们登船之前，埃及爆发一场全国性起义，令澳新士兵又多滞留了一段时间。[21]
一战过后，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翘首期盼进入独立的新时代。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第十二点向阿拉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子民保证，他们“将会有绝对的安全，并有机会实现不受干扰的自治发展”。政治积极分子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关于不同政治愿景的探讨，他们再也不用像几十年来那样担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在埃及，政治精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被英国占领36年后，他们希望埃及能够实现完全独立。[22]
一群著名的埃及政治家找到开罗的英国当局，要求批准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独立主张。1918年11月13日，即与德国停战两天后，英国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爵士接见了由资深政治家萨德·扎格卢勒率领的代表团。他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却明确拒绝他们出席和会的要求。巴黎和会上讨论的是战败国的命运，与埃及并无关系。然而，扎格卢勒及其同僚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1919年3月8日他们被捕并被遣送至马耳他。第二天，埃及便爆发了示威行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阶级的埃及人民都一致要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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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协约国部队作为占领军仍持续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阿拉伯行省被置于“协约国所持敌方领土治理委员会”（Allied 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的管控之下。当地民众与外来占领者之间不可避免地气氛紧张，经历枪林弹雨的英军及其自治领部队也迫切地想要返回祖国。
一名新西兰中士在巴勒斯坦被当地村民杀害，此事导致新西兰士兵于1918年12月中旬展开报复。关于新西兰士兵的具体人数说法不一，约有60至200名士兵将疑似藏匿杀害中士凶手的萨拉芬村重重包围。他们把妇孺老人都赶出村子，随后便开始攻击村里的男性。根据新西兰的消息，这些一心复仇的士兵杀死或弄伤了30余人后，放火烧了村庄和附近的一处营地。[18]
艾德蒙·艾伦比将军就屠杀一事展开正式调查。借宿在萨拉芬周边地区的澳新士兵们全都串通一气，默不做声，不给调查提供任何证据。士兵们的抗命让艾伦比勃然大怒，但为避免集体惩罚可能导致的更大动乱，这位英国将军决定命令澳新士兵返回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这是他们计划遣返澳新士兵的第一步。
在拉法赫，军队开始屠宰澳新骑兵的坐骑。大部分马匹被宰了，剩下的一部分留给占领军使用，还有一小部分好马被牵出来贩卖。对此，士兵们得到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说船只有限，不能将兵员和坐骑一并运回；有的说马匹状况不佳，捱不过漫长的归途；还有的称动物可能携带感染病菌，恐会传染给澳新士兵。但骑兵们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奥克兰枪骑兵团的C. G. 尼科尔中士回忆称：“骑手不得不与自己的马儿分开，场面令人心中酸楚。”经过数年的战斗，骑兵与战马之间形成的牵绊比他们对同伴的感情还要强烈。[19]
虽然骑兵严禁杀马，但仍有许多骑手宁可亲手终结自己坐骑的生命，也不愿留它们在牲畜市场遭贩卖或被屠宰。澳大利亚士兵兼记者奥利弗·霍格，曾参加过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两大战役。他用“蓝桉骑兵”（Trooper Bluegum）的假名写了一首名为《驻留之马》的诗，其中描绘骑兵对自己的“威尔士马”（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军用驯马的简称，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那份感情：我想我无法接受我那高贵的老马
在旧开罗步履蹒跚，背上驮着个短工伙计。
也许某个英国游客会在巴勒斯坦发现
我那心碎的威尔士马，身后拖着沉重的木犁。
不，我想我宁可杀死它，然后这样骗自己：
“它跌进了毛鼻袋熊的洞穴，躺在里面死去。”
也许我会被军事法庭传讯；但我将遭天谴，如果我愿意就这样回到澳大利亚，却把我的马留在这里。[20]
部队原定在1919年3月中旬离开埃及返家。但在他们登船之前，埃及爆发一场全国性起义，令澳新士兵又多滞留了一段时间。[21]
一战过后，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翘首期盼进入独立的新时代。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第十二点向阿拉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子民保证，他们“将会有绝对的安全，并有机会实现不受干扰的自治发展”。政治积极分子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关于不同政治愿景的探讨，他们再也不用像几十年来那样担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在埃及，政治精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被英国占领36年后，他们希望埃及能够实现完全独立。[22]
一群著名的埃及政治家找到开罗的英国当局，要求批准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独立主张。1918年11月13日，即与德国停战两天后，英国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爵士接见了由资深政治家萨德·扎格卢勒率领的代表团。他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却明确拒绝他们出席和会的要求。巴黎和会上讨论的是战败国的命运，与埃及并无关系。然而，扎格卢勒及其同僚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1919年3月8日他们被捕并被遣送至马耳他。第二天，埃及便爆发了示威行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阶级的埃及人民都一致要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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