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1 / 1）
为了掩盖身份，巴拉基昂身穿双排扣长外套，头戴一顶高顶黑色大礼帽，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坐船前往欧洲部分。渡他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船夫，并没有察觉到自己载的是一位亚美尼亚神父。“埃芬迪，”船夫懊恼地说，“我们可真是生不逢时啊！过去那可真是暗无天日啊！塔拉特和恩维尔已经把祖国给毁了，他们倒好，自己跑了，留我们在这受罪。谁能想到一支外国舰队能这么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我们这些穆斯林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巴拉基昂安慰船夫的话令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些黑暗的日子也都会过去的。”[1]
那天，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在人群之中。他作为德国军团长官来到奥斯曼帝国已有5年，最后还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9月，他从英军手中侥幸逃脱，后撤出叙利亚。在阿达纳他将剩余的奥斯曼兵力交由加里波利英雄—土耳其将军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指挥。随后，利曼返回伊斯坦布尔，监督德国部队按照停战协定撤出奥斯曼帝国。
利曼和巴拉基昂二人虽然对当天发生的事件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但他们对协约国舰队接管伊斯坦布尔的描述却惊人相似。城中建筑挂满了希腊、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旗帜，人们把帽子抛向空中，相互拥抱，尽情欢庆。当天晚些时候，人们举杯畅饮，当地群众和占领者彼此称兄道弟。利曼和巴拉基昂对这种纵酒狂欢的庆祝方式均嗤之以鼻。利曼不屑地表示：“没人会对这些庆祝方式报以敬意。”而巴拉基昂则遗憾地说：“土耳其首都已然变成昔日的巴比伦。”[2]
当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公开欢庆，绝大部分穆斯林则默默躲在紧闭的窗门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城市被协约国士兵占领，心中充满了羞耻和绝望。和帮助巴拉基昂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一样，他们的怒火都指向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层，是他们把战争的苦痛强加在无辜的民众身上，自己却在停战协定生效后随即逃之夭夭。
11月1日深夜，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登上一艘德国船，秘密逃离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塔拉特、伊斯麦尔·恩维尔和艾哈迈德·杰马勒与四名心腹顾问一道，乘船驶向黑海城市敖德萨，再从那里转陆路前往柏林。他们的德国盟友知道联合派将会面临战胜方的制裁，于是提供庇护，协助他们逃跑。另一边，奥斯曼帝国的报纸对联合派三巨头的潜逃行为公开表示愤怒，强烈谴责他们让整个土耳其民族为联合派的政策和战时罪行埋单—尤其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3]
1918年11月，奥斯曼帝国议会与土耳其报纸围绕亚美尼亚大屠杀展开激烈讨论。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人被政府的战时政策残害致死，官方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经奥斯曼帝国议会成员审议，约有8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平民被杀。不管人们相信的是最低或是最高估值，抑或是这个区间里的任一数字，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场种族屠杀将会给奥斯曼政府与协约国之间的和约谈判蒙上厚厚的阴影。
协约国公开谴责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行径。对于土耳其人在战时所犯的反人类罪行，美国和英国尤其主张实施报复，以彰显正义。为了防止和约内容过于苛刻，新成立的奥斯曼政府决定成立军事法庭，对那些被控参与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人进行审判。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始作俑者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上，而不是整个土耳其民族。
1919年1月至3月间，奥斯曼当局下令逮捕了300名土耳其官员，其中包括多名行省总督以及联合派议会成员，还有一些较低级的地方官员。虽然逮捕行动事先并未声张，在深夜进行抓捕，但仍有许多人—像已流亡的三巨头及其顾问一样—缺席审判。主要的军事法庭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庭审对公众开放，政府的证据和法庭的判决在官方公报—《诸事历报》（Takvîm-i Vekâyi）上公布。
公开的起诉书中，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对屠杀亚美尼亚平民负有全部责任。公诉人坚称，“这些大屠杀是在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命令下执行的，三人对此事完全知情。”他们引用阿勒颇一位官员的证词，这位官员称自己“从塔拉特本人”那里“接到了灭绝命令”，并相信“国家的福祉”取决于是否能将亚美尼亚人彻底消灭。一份作为呈堂证供的电报中，被控策划种族屠杀的巴拉丁·萨基尔博士要求马姆勒图拉齐兹（Mamuretülaziz）地区的总督“如实汇报”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清理”情况：“你在报告中称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已被清除，他们是被消灭，还是仅仅被驱逐出城，去往别处？”[4]
目击证人的证词揭露了当时的奥斯曼政府对这场大规模杀戮的组织模式：官方先是张贴流放告示，随后口头下令施行屠杀。有证据显示，大屠杀的执行者是一批刑满释放的杀人犯，他们被动员起来组成武装团伙，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公诉人找到有力证据，证明恩维尔的秘密情报机构—“特别组织”就是武装团伙的发起人。他们还提供有关大屠杀的大量证据，既有个人对数千人死亡负责的声明，也有行省放逐数十万人的报告。[5] ↑返回顶部↑
那天，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在人群之中。他作为德国军团长官来到奥斯曼帝国已有5年，最后还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9月，他从英军手中侥幸逃脱，后撤出叙利亚。在阿达纳他将剩余的奥斯曼兵力交由加里波利英雄—土耳其将军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指挥。随后，利曼返回伊斯坦布尔，监督德国部队按照停战协定撤出奥斯曼帝国。
利曼和巴拉基昂二人虽然对当天发生的事件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但他们对协约国舰队接管伊斯坦布尔的描述却惊人相似。城中建筑挂满了希腊、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旗帜，人们把帽子抛向空中，相互拥抱，尽情欢庆。当天晚些时候，人们举杯畅饮，当地群众和占领者彼此称兄道弟。利曼和巴拉基昂对这种纵酒狂欢的庆祝方式均嗤之以鼻。利曼不屑地表示：“没人会对这些庆祝方式报以敬意。”而巴拉基昂则遗憾地说：“土耳其首都已然变成昔日的巴比伦。”[2]
当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公开欢庆，绝大部分穆斯林则默默躲在紧闭的窗门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城市被协约国士兵占领，心中充满了羞耻和绝望。和帮助巴拉基昂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一样，他们的怒火都指向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层，是他们把战争的苦痛强加在无辜的民众身上，自己却在停战协定生效后随即逃之夭夭。
11月1日深夜，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登上一艘德国船，秘密逃离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塔拉特、伊斯麦尔·恩维尔和艾哈迈德·杰马勒与四名心腹顾问一道，乘船驶向黑海城市敖德萨，再从那里转陆路前往柏林。他们的德国盟友知道联合派将会面临战胜方的制裁，于是提供庇护，协助他们逃跑。另一边，奥斯曼帝国的报纸对联合派三巨头的潜逃行为公开表示愤怒，强烈谴责他们让整个土耳其民族为联合派的政策和战时罪行埋单—尤其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3]
1918年11月，奥斯曼帝国议会与土耳其报纸围绕亚美尼亚大屠杀展开激烈讨论。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人被政府的战时政策残害致死，官方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经奥斯曼帝国议会成员审议，约有8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平民被杀。不管人们相信的是最低或是最高估值，抑或是这个区间里的任一数字，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场种族屠杀将会给奥斯曼政府与协约国之间的和约谈判蒙上厚厚的阴影。
协约国公开谴责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行径。对于土耳其人在战时所犯的反人类罪行，美国和英国尤其主张实施报复，以彰显正义。为了防止和约内容过于苛刻，新成立的奥斯曼政府决定成立军事法庭，对那些被控参与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人进行审判。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始作俑者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上，而不是整个土耳其民族。
1919年1月至3月间，奥斯曼当局下令逮捕了300名土耳其官员，其中包括多名行省总督以及联合派议会成员，还有一些较低级的地方官员。虽然逮捕行动事先并未声张，在深夜进行抓捕，但仍有许多人—像已流亡的三巨头及其顾问一样—缺席审判。主要的军事法庭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庭审对公众开放，政府的证据和法庭的判决在官方公报—《诸事历报》（Takvîm-i Vekâyi）上公布。
公开的起诉书中，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对屠杀亚美尼亚平民负有全部责任。公诉人坚称，“这些大屠杀是在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命令下执行的，三人对此事完全知情。”他们引用阿勒颇一位官员的证词，这位官员称自己“从塔拉特本人”那里“接到了灭绝命令”，并相信“国家的福祉”取决于是否能将亚美尼亚人彻底消灭。一份作为呈堂证供的电报中，被控策划种族屠杀的巴拉丁·萨基尔博士要求马姆勒图拉齐兹（Mamuretülaziz）地区的总督“如实汇报”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清理”情况：“你在报告中称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已被清除，他们是被消灭，还是仅仅被驱逐出城，去往别处？”[4]
目击证人的证词揭露了当时的奥斯曼政府对这场大规模杀戮的组织模式：官方先是张贴流放告示，随后口头下令施行屠杀。有证据显示，大屠杀的执行者是一批刑满释放的杀人犯，他们被动员起来组成武装团伙，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公诉人找到有力证据，证明恩维尔的秘密情报机构—“特别组织”就是武装团伙的发起人。他们还提供有关大屠杀的大量证据，既有个人对数千人死亡负责的声明，也有行省放逐数十万人的报告。[5]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