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8章（1 / 2）
《穆兹罗斯停战协定》将成为奥斯曼帝国未来的一块心病。该协定两次提及亚美尼亚人，旨在提醒奥斯曼当局要对其在战争期间所犯的反人类罪行负责。此外，该协定暗示着未来还会有分治方案，要求奥斯曼军撤出法国主张的奇里乞亚地区，还规定协约国有权为确保自身安全占领“任何战略地点”，并将确保协约国有权在“混乱时期”占领六个“亚美尼亚人聚居行省”中的任意部分。当土耳其代表签署了这份文件时，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六个行省享有充分的权力。
根据停战协定的相关规定，战争双方将于1918年10月31日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在与俄国停战近一年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事画上了句号。11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也投降了。奥斯曼帝国出人意料地坚持到了最后，但他们的坚韧并未换来任何好处。漫长的战争只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令他们战败时更为绝望。
士兵们为自己能活过战争而欢欣鼓舞，个个归心似箭。一位印度士兵用乌尔都语写信给他的兄弟称：“如今是该乘风破浪，扬帆归航了。此时此刻，或许一切的风浪都已过去，我们终于能平静地回到印度。”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曾在奥斯曼帝国阵线上痛苦挣扎，最终挺过一战的所有士兵的共同心愿。[40]
* * *
[1] NARA， Trebizond， Turkey， vol. 30，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913–1918， entry of 23 March 1917. 在俄国占领特拉布宗期间，美国领事馆持续开放，且领事记录下了简要政治日志，后来的引用皆出于此。另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7–190；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4–235.
[2] 关于俄国公开《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和杰马勒帕夏对哈希姆家族的态度，参见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and Hamilton， 1938）， 253–258；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8–112. 杰马勒帕夏提及在英、法、俄、意之间达成的协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公布了1917年《圣尚—德莫列讷协定》，其中意大利阐明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
[3] Scott Anderson称T. E. 劳伦斯早在1917年就与费塞尔分享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具体内容，但并无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270–272；关于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乔治·皮克特去吉达向谢里夫侯赛因作简要汇报，ibid.，314–319.
[4] 1918年1月的“The Hogarth Message”，见J. C. Hurewitz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10–111.
[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King of the Hejaz， February 8， 1918，”reproduced in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431–432.
[6]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341.
[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已从奥斯曼军中叛逃，加入阿拉伯起义。他参与了防卫塔菲拉，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Dhikrayat｀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58–59. 奥斯曼军阵亡200人，另有250人被俘，而阿拉伯方面死亡25人，另有40人受伤。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225–227.
[8] Lieutenant Colonel Guy Powles， cited in Terry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In the Words of the Anzacs in the Middle East， 1916–19 （Auckland： Exisle Publishing， 2007）， 252.
[9] Alec Kirkbride是阿拉伯军的英国顾问，在An Awakening： The Arab Campaign， 1917–18（Tavistock， UK： 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 21）中提到，他要在亚喀巴弄一个鸽棚，“必要时就能给我提供鸽子，以便传递我的报告”。
[10]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38.
[11] Bernard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London： Witherby， 192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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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战协定的相关规定，战争双方将于1918年10月31日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在与俄国停战近一年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事画上了句号。11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也投降了。奥斯曼帝国出人意料地坚持到了最后，但他们的坚韧并未换来任何好处。漫长的战争只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令他们战败时更为绝望。
士兵们为自己能活过战争而欢欣鼓舞，个个归心似箭。一位印度士兵用乌尔都语写信给他的兄弟称：“如今是该乘风破浪，扬帆归航了。此时此刻，或许一切的风浪都已过去，我们终于能平静地回到印度。”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曾在奥斯曼帝国阵线上痛苦挣扎，最终挺过一战的所有士兵的共同心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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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RA， Trebizond， Turkey， vol. 30，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913–1918， entry of 23 March 1917. 在俄国占领特拉布宗期间，美国领事馆持续开放，且领事记录下了简要政治日志，后来的引用皆出于此。另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7–190；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4–235.
[2] 关于俄国公开《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和杰马勒帕夏对哈希姆家族的态度，参见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and Hamilton， 1938）， 253–258；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8–112. 杰马勒帕夏提及在英、法、俄、意之间达成的协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公布了1917年《圣尚—德莫列讷协定》，其中意大利阐明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
[3] Scott Anderson称T. E. 劳伦斯早在1917年就与费塞尔分享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具体内容，但并无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270–272；关于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乔治·皮克特去吉达向谢里夫侯赛因作简要汇报，ibid.，314–319.
[4] 1918年1月的“The Hogarth Message”，见J. C. Hurewitz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10–111.
[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King of the Hejaz， February 8， 1918，”reproduced in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431–432.
[6]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341.
[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已从奥斯曼军中叛逃，加入阿拉伯起义。他参与了防卫塔菲拉，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Dhikrayat｀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58–59. 奥斯曼军阵亡200人，另有250人被俘，而阿拉伯方面死亡25人，另有40人受伤。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225–227.
[8] Lieutenant Colonel Guy Powles， cited in Terry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In the Words of the Anzacs in the Middle East， 1916–19 （Auckland： Exisle Publishing， 2007）， 252.
[9] Alec Kirkbride是阿拉伯军的英国顾问，在An Awakening： The Arab Campaign， 1917–18（Tavistock， UK： 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 21）中提到，他要在亚喀巴弄一个鸽棚，“必要时就能给我提供鸽子，以便传递我的报告”。
[10]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38.
[11] Bernard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London： Witherby， 192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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