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1 / 2）
南澳岛战役、尤其“隆庆开关”之后，葡萄牙人从中国“海盗”的合作者，演变成了追杀者，积极帮助明朝政府清理门户。
在镇压曾一本的战役中，葡萄牙人出人、出钱、出船、出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等毫无畏惧，奋不顾身杀敌” （(Anto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十分丰厚的，明政府在澳门推出了所谓的“饷税制”，“资贸易以饷兵”，按照船舶大小征税，“西洋船”（南海以西）分为九等，“东洋船”（南海以东）定为四等，“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验。每一舶从首尾两艕丈过，阔若干，长若干，验其舶中积载，出水若干，谓之水号，实时命工将艕刻定，估其舶中载货重若干，计货若干，该纳银若干，验估已定，即封籍其数，上海道，转闻督抚，待报征收”（《广东通志﹒外志﹒番夷》）。葡萄牙商船等于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从1578 年、也即葡萄牙人自动请缨前往镇压林道乾这年，原本一年只开放一次的“广交会”，改为两次，并形成了制度，直到崇祯四年（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
在明朝牵线组建柬埔寨、暹罗、葡萄人联军之前，福建巡抚耿定向曾派出使节陈汉升、陈廷寀前往柬埔寨，下令柬埔寨与暹罗一同出兵，攻打林道乾。但此事被杨四所得悉，杨四就秘密通知了林道乾。林道乾于是抢先动手，杀了陈汉升，将其余数十人发配为奴。到了这时，明朝联合暹罗、柬埔寨一起动手，明朝使节到了柬埔寨，陈廷寀等见了，“皆大喜过望”。柬埔寨寨主就将杨四捆绑，与陈廷寀等之前的明朝使节，一起送回明朝，并进贡金书一叶、象牙200斤、蜂蜡200斤。
各方夹击之下，“腰斩乾”——显然，这并非指“腰斩”林道乾本人，而只是“腰斩”了他的势力。
到了下一年春天（1581），殷正茂再度派遣使节周宗睦、王文琳到柬埔寨，命令他们与暹罗继续夹攻林道乾，暹罗国王就派了郭六观，结果被林道乾察觉，“乃格杀番众，略其舟舻，往佛丑海屿而去，竟莫知所终” 。
“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林道乾“莫知所终”，只是《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这本书虽然比较权威，但记录上多数十分含糊不清，各个事件的前后顺序、因果关联都语焉不详。实际上，林道乾扬帆南下，率潮属2000余人，白艚船100只，到了暹罗南边的“大泥”国（北大年）。
根据泰国保存的《北大年年志》（《大泥府志》，Phongsawadan Mu’ang Pattani）记载，林道乾到了北大年后，就扎根下来了，据说还被招为驸马，率部垦殖大泥的滨海封地，兴建了一个港口，后世人称“道乾港”。“海盗”林道乾在北大年成了一个建设者，被尊奉为当地的“客长”，他甚至还积极地传播伊斯兰教，想在这里建一个清真寺，但三次遭雷击而放弃。
林道乾在北大年为华人开拓了一个新的家园，但在自己的祖国，依然被当做十恶不赦的“海贼”，只有著名的学者李贽（李卓吾），在著名的《续焚书》一书中为他作了辩解，惊世骇俗，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林道乾的意义，并反思这种对武装商团的鹰派作风。
李贽的感慨源于一个玩笑，他在黄安时，朋友吴少虞戏问他：“公可识林道乾否？”当时，“林道乾”三字成了笑话福建人的称呼。
李贽就反问吴少虞：“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将林道乾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上。
李贽说，尽管如今“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但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 。
李贽认为，如今的官员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 。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万历六年（1578），林道乾率部从柬埔寨杀回潮州招兵买马的当年，大明国的总理张居正在写给刘尧诲的信中就说：“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夫官贪，则良民不怀，奸民不畏，而盗贼利足以诱之，威足以慑之，何惮而不为盗！……节财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次年再度致信刘尧诲：“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乐生之心，则临变而作其敌忾之气，惟高明图之。” （《张太岳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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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曾一本的战役中，葡萄牙人出人、出钱、出船、出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等毫无畏惧，奋不顾身杀敌” （(Anto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十分丰厚的，明政府在澳门推出了所谓的“饷税制”，“资贸易以饷兵”，按照船舶大小征税，“西洋船”（南海以西）分为九等，“东洋船”（南海以东）定为四等，“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验。每一舶从首尾两艕丈过，阔若干，长若干，验其舶中积载，出水若干，谓之水号，实时命工将艕刻定，估其舶中载货重若干，计货若干，该纳银若干，验估已定，即封籍其数，上海道，转闻督抚，待报征收”（《广东通志﹒外志﹒番夷》）。葡萄牙商船等于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从1578 年、也即葡萄牙人自动请缨前往镇压林道乾这年，原本一年只开放一次的“广交会”，改为两次，并形成了制度，直到崇祯四年（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
在明朝牵线组建柬埔寨、暹罗、葡萄人联军之前，福建巡抚耿定向曾派出使节陈汉升、陈廷寀前往柬埔寨，下令柬埔寨与暹罗一同出兵，攻打林道乾。但此事被杨四所得悉，杨四就秘密通知了林道乾。林道乾于是抢先动手，杀了陈汉升，将其余数十人发配为奴。到了这时，明朝联合暹罗、柬埔寨一起动手，明朝使节到了柬埔寨，陈廷寀等见了，“皆大喜过望”。柬埔寨寨主就将杨四捆绑，与陈廷寀等之前的明朝使节，一起送回明朝，并进贡金书一叶、象牙200斤、蜂蜡200斤。
各方夹击之下，“腰斩乾”——显然，这并非指“腰斩”林道乾本人，而只是“腰斩”了他的势力。
到了下一年春天（1581），殷正茂再度派遣使节周宗睦、王文琳到柬埔寨，命令他们与暹罗继续夹攻林道乾，暹罗国王就派了郭六观，结果被林道乾察觉，“乃格杀番众，略其舟舻，往佛丑海屿而去，竟莫知所终” 。
“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林道乾“莫知所终”，只是《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这本书虽然比较权威，但记录上多数十分含糊不清，各个事件的前后顺序、因果关联都语焉不详。实际上，林道乾扬帆南下，率潮属2000余人，白艚船100只，到了暹罗南边的“大泥”国（北大年）。
根据泰国保存的《北大年年志》（《大泥府志》，Phongsawadan Mu’ang Pattani）记载，林道乾到了北大年后，就扎根下来了，据说还被招为驸马，率部垦殖大泥的滨海封地，兴建了一个港口，后世人称“道乾港”。“海盗”林道乾在北大年成了一个建设者，被尊奉为当地的“客长”，他甚至还积极地传播伊斯兰教，想在这里建一个清真寺，但三次遭雷击而放弃。
林道乾在北大年为华人开拓了一个新的家园，但在自己的祖国，依然被当做十恶不赦的“海贼”，只有著名的学者李贽（李卓吾），在著名的《续焚书》一书中为他作了辩解，惊世骇俗，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林道乾的意义，并反思这种对武装商团的鹰派作风。
李贽的感慨源于一个玩笑，他在黄安时，朋友吴少虞戏问他：“公可识林道乾否？”当时，“林道乾”三字成了笑话福建人的称呼。
李贽就反问吴少虞：“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将林道乾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上。
李贽说，尽管如今“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但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 。
李贽认为，如今的官员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 。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万历六年（1578），林道乾率部从柬埔寨杀回潮州招兵买马的当年，大明国的总理张居正在写给刘尧诲的信中就说：“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夫官贪，则良民不怀，奸民不畏，而盗贼利足以诱之，威足以慑之，何惮而不为盗！……节财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次年再度致信刘尧诲：“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乐生之心，则临变而作其敌忾之气，惟高明图之。” （《张太岳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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