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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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主抚派而言,主剿派并不是完全扼杀破产农民的活路,而是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寇”虽然来源于农民,但成为了寇,则起了质的变化。“寇”的特点是流动性强,为了避开帝国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四处逃窜,破坏了当地的治安,又煽动当地农民造反。杨鹤主抚以来,寇虽散回原籍,仍然劫掠,反而成了“官寇”,影响恶劣。主抚政策招致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强烈反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后世的角度看,主剿也未必没有道理,主剿则是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中,主抚反而养虎为患了。

  在农民军起义初期,山西乡绅曾经记录过一个“流寇”首领名单,为:

  “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

  我们可以发现,在帝国后期成名的“巨寇”,诸如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以及马守应、贺一龙等人,都是在初期就崭露头角,久经沙场,才成长为终结帝国的领袖人物。按照主剿派的观点,在这些造反者形成气候之前,就全力击杀了他们。试想,如果没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些人,帝国虽然未必能避免最终灭亡的命运,但压力能够减轻许多吧,很有可能会延长十几年的寿命,绝不至于在崇祯十五、六年就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帝国末期的两位杰出军事人才,此番一起上阵,联手绞杀农民起义。其中,“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底到崇祯九年上半年,卢象升所负责的河南、安徽、湖广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闯王高迎祥。洪承畴所负责汉中、西安、延安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李自成、过天星。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两位都是文官中难得的将才。

  洪承畴是明末颇有争议的人物,但其政治才干和军事能力不容置疑,在明帝国晚期和清帝国初期,都立下了赫赫功劳,可谓真正的国之栋梁。

  杨鹤被革职后,洪承畴取代其为陕西三边总督,“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

  但农民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陕西虽然被平定,山西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然而在当时,无论陕西还是山西,依然是属于一隅之地,直到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渡过黄河天险,这才真正活动于明帝国的腹心地区,给明帝国造成致命伤害,帝国也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对抗极度危险的敌人了。

  从整体形势上看,农民起义发展越来越壮大,但在洪承畴控制的地域,起义还是受到了扼杀,在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受到了洪承畴的重击,几乎被全歼。洪承畴部只是因为走错了路才错过抓获李自成的机会,洪承畴懊悔的上书说:

  “夫闯将为诸贼中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诚数年未有机会,即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以擒斩此贼,亦是应得责任。无奈计算不到,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将来尤必费兵力扑灭。光先何所辞责?”

  虽然洪承畴没有能彻底的斩草除根,但崇祯十一年冬到崇祯十三年冬这两年时间,李自成都销声匿迹,没有喘过气来,这份功劳还是得归功于洪承畴的。

  卢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他不仅仅是难得帅才,更有一身好武功在身,作战勇猛。(卢象升个人的勇敢,这是洪承畴所不能及的,当然,洪承畴的长处在于调度各方力量,却也不是卢象升所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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