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2 / 2)

投票推荐 加入书签 留言反馈

  4. 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帝国的战略从主抚调整主剿,并不意味着只剿不抚,一般来说,剿和抚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实上,主剿期间,有关抚的记录也比比皆是。

  《崇祯实录》记载有:

  崇祯五年,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崇祯六年,上心谓饥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宽文法也;上遂谕都察院,以“民穷盗起,皆由亲民之官妄取民财、弥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敕巡按御史广访以闻;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上善之,命专委总督陈奇瑜。

  由此可见,帝国的主剿绝非不抚,这点不容忽视。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帝国中央政府资金极度匮乏,难以维继,况且以帝国当时官僚系统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农民的安置工作,还值得怀疑,招抚为主的战略阶段性结果也不好。

  《崇祯实录》记载,巡按陕西御史李应期言”秦贼旋抚旋叛”;御史吴甡新代,上命其确察报闻。于是甡上言:“为今之计,惟集兵南北合剿,歼渠魁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 ↑返回顶部↑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