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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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帝国末期,危机重重,起义接二连三,帝国不断筹集军费,派出精锐部队,固然正面交锋都取得了胜利,但起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断根,即使是在起义军活动的最低潮时期,始终是暗流涌动,蕴量剧变。

  简而言之,帝国通过武力镇压,宛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也。自然,帝国不能坐视火烧眉毛了,还悠哉闲哉不予理会。很多时候,好的战略不是想不到,而是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这么实施,条件不够成熟就贸然行动,代表进步的改革会遭遇惨败,导致国家走向更加保守,往往就是这个道理。

  杨鹤是崇祯元年提出“图治之要,在培元气”的,但当时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四处起火,关是应付目前的危机已经应接不暇,岂能好整以暇的“培养元气”?即使杨鹤有此心,只怕也无能为力,更何况帝国的首脑——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效果就翻脸不认人,换另一个人来主事了,很难实施这样长期而又很难见效的战略。

  当我们回顾明帝国的灭亡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帝国末期,朝堂之上头脑清醒的重臣们也并不少,帝国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并且指出了唯一的解决之道,崇祯皇帝与其大臣们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治本兼治本的办法,但最终还是很可惜的以失败告终了。

  有时候隐隐觉得觉得,帝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毁灭的,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接受灭亡命运的感觉,大概很悲凉吧。

  崇祯二年,“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

  帝国虽然一直将农民军称之为“贼”、“寇”,却不是真的把这些人当成与帝国誓不两立的敌人,帝国还是很清楚农民军来源于普通农民的真相,也能够理解造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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