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2）
第三阶段为帝国的溃败期，李自成重新出山，张献忠、罗汝才降而复叛，农民军声威大振。帝国方面，杨嗣昌自杀身亡，洪承畴败而降清，卢象升力战殉国，独剩孙传庭，提陕西精锐之师扼守潼关。崇祯急于求成，下令孙传庭出关作战，孙传庭倾巢而出，全军覆没。帝国一蹶不振，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城，明帝国就此灭亡。
本文虽站在明帝国角度评述帝国战略，却无诋毁农民军之意，而是把农民军当成同等地位的对手，只谈论战略布置和战术实施，不涉及阶级斗争。
另外，我也没有按照年代顺序罗列帝国的全部战史，而是特别挑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他们实施的战略战术。最终结果是帝国覆灭，自然这一切战略构想都宣告破产，但对于这几位明帝国将领，历史还是应该给予公正评价的，帝国之病患，深入骨髓，不是军事战场上能够解决的。
2. 帝国的主要敌人——“流寇”
从某个角度讲，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知己知彼”的程度，因为“知己”，所以能够扬长避短，因为“知彼”，所以能够找到对方的弱点。我们要评价崇祯朝明帝国的军事行动、战略部属是否恰当，除了凭借最终结果判断外，还需要了解帝国敌人的情况。
“流寇”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这点毫无疑问。但究竟是什么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们的形成，他们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帝国的中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对他们起过什么作用？在帝国的无情镇压和温情招抚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每个历史阶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最终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呢？
本文只是简要讨论“流寇”的起源和发展，作为分析帝国战略的背景资料以参考。
一般来说，农民沦落为寇，是要经历悲惨命运的。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于是流离失所，迫不得已才举起叛旗。如果仅仅是地方上的个别现象，尚不足构成对帝国的威胁，只有这类现象在全国都普遍出现了，才会有动摇帝国根基的力量滋生。
国家税收，就是一项影响全国的国策。
萨尔浒一役，明军大败于建州后，明帝国就增派“辽饷”。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就曾上书曰：“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御史张铨很有远见，他批评明政府因为辽东战事而进行帝国总动员，赋税一加再加，因此而造成中原的动荡，则是亡国之祸了，如今竭尽全国的资源来救辽东，只怕辽东尚未平定，中原就已经陷入了危险。这段话相当有预见性，因为无法支付国家税收，民众不得不逃往或者反抗，反抗形成了规模，镇压则需要大量的资金组织军队，这些资金怎么来呢？只有征收更多的税收，却也造成了更广泛的反叛。明帝国仿佛陷入了某个怪圈，要剿匪就得征税，而征税却使得匪越来越多。这自然是帝国政治恶化、经济崩溃的必然处境。
“流寇”虽然有了普遍的来源基础，但毕竟是一群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相较帝国正规军来说，领袖人物缺乏军事素养、士兵战斗力低下、缺乏武器、粮食匮乏，没有战略和战术意识，作为匪徒打劫还行，真正作战却一击即溃。
这一切，在正规军人大量加入“流寇”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正规军人的反叛，也是因为辽事。
随着帝国走向总崩溃的同时，帝国兵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明初的屯田制到明末非但不能补充国用，连士兵自身的生存供应都不能提供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军饷严重不足。在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鬻子出妻；始犹延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也。”
军饷匮乏，从万历晚期开始就出现，那时候还只是表现为士兵逃跑、战斗力低下，还不至于大规模的投奔“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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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虽站在明帝国角度评述帝国战略，却无诋毁农民军之意，而是把农民军当成同等地位的对手，只谈论战略布置和战术实施，不涉及阶级斗争。
另外，我也没有按照年代顺序罗列帝国的全部战史，而是特别挑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他们实施的战略战术。最终结果是帝国覆灭，自然这一切战略构想都宣告破产，但对于这几位明帝国将领，历史还是应该给予公正评价的，帝国之病患，深入骨髓，不是军事战场上能够解决的。
2. 帝国的主要敌人——“流寇”
从某个角度讲，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知己知彼”的程度，因为“知己”，所以能够扬长避短，因为“知彼”，所以能够找到对方的弱点。我们要评价崇祯朝明帝国的军事行动、战略部属是否恰当，除了凭借最终结果判断外，还需要了解帝国敌人的情况。
“流寇”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这点毫无疑问。但究竟是什么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们的形成，他们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帝国的中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对他们起过什么作用？在帝国的无情镇压和温情招抚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每个历史阶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最终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呢？
本文只是简要讨论“流寇”的起源和发展，作为分析帝国战略的背景资料以参考。
一般来说，农民沦落为寇，是要经历悲惨命运的。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于是流离失所，迫不得已才举起叛旗。如果仅仅是地方上的个别现象，尚不足构成对帝国的威胁，只有这类现象在全国都普遍出现了，才会有动摇帝国根基的力量滋生。
国家税收，就是一项影响全国的国策。
萨尔浒一役，明军大败于建州后，明帝国就增派“辽饷”。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就曾上书曰：“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御史张铨很有远见，他批评明政府因为辽东战事而进行帝国总动员，赋税一加再加，因此而造成中原的动荡，则是亡国之祸了，如今竭尽全国的资源来救辽东，只怕辽东尚未平定，中原就已经陷入了危险。这段话相当有预见性，因为无法支付国家税收，民众不得不逃往或者反抗，反抗形成了规模，镇压则需要大量的资金组织军队，这些资金怎么来呢？只有征收更多的税收，却也造成了更广泛的反叛。明帝国仿佛陷入了某个怪圈，要剿匪就得征税，而征税却使得匪越来越多。这自然是帝国政治恶化、经济崩溃的必然处境。
“流寇”虽然有了普遍的来源基础，但毕竟是一群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相较帝国正规军来说，领袖人物缺乏军事素养、士兵战斗力低下、缺乏武器、粮食匮乏，没有战略和战术意识，作为匪徒打劫还行，真正作战却一击即溃。
这一切，在正规军人大量加入“流寇”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正规军人的反叛，也是因为辽事。
随着帝国走向总崩溃的同时，帝国兵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明初的屯田制到明末非但不能补充国用，连士兵自身的生存供应都不能提供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军饷严重不足。在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鬻子出妻；始犹延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也。”
军饷匮乏，从万历晚期开始就出现，那时候还只是表现为士兵逃跑、战斗力低下，还不至于大规模的投奔“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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