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2 / 2）
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帝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总爆发，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内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面对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明帝国积极应对，奋起反击。
显然，明帝国晚期的战略实施受到的约束相当多，剿匪总督总是面临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联合作战上调度不灵、军饷总是被拖欠、兵力不足和士兵的战斗力不强，
任何大战略都是在诸多条件限制下进行的，从来没有人可以拥有无限资源去制定大战略，评价优秀军事指挥官的标准并不是他争取到的资源多少，而是他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的扬长避短，从而达到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后人评价与建州作战的辽东战场上，最高军事总指挥——辽东经略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谓有军事才能，但比中原战场而言，辽东不过是一隅之地罢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的策划，都不如中原战略那样，涉及到多方势力的利益，并直接决定帝国的生存。“战争是政治最高形式”，就这个角度来看，辽事虽重，但和国内战事衡量，尚不足以相提并论。
在中原作战的，同样可称名将的大抵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而杨鹤、杨嗣昌，虽然战略策划最终功败垂成，却是多方因素造成，不可单凭成败而论英雄。
如果说帝国之人才是农民军和建州的十倍、百倍，并不夸张。奈何人才要得其时，又得其主，方能尽其才也，否则非但无济于事，反为敌所用。明帝国崇祯朝所谓无用的“亡国之臣”，在清帝国顺治朝反多为朝廷中流砥柱，当是此理。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帝国战略方面。
明末的帝国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民军的萌芽期，帝国采取的是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招抚”为主政策，一度取得效果，但后续的措施不得力，农民军再起叛乱，帝国遂革职杨鹤，转而改为“剿灭”为主的政策。
第二阶段帝国对农民起义军的遏制期，在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总督的指挥下，帝国剿匪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军并没有就此屈服，并且起义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区。虽然捷报频传，却始终无法断绝起义的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帝国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采取新的战略，一方面军事打击，一方面积极招安，随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的投降，农民起义陷入最低潮期。 ↑返回顶部↑
显然，明帝国晚期的战略实施受到的约束相当多，剿匪总督总是面临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联合作战上调度不灵、军饷总是被拖欠、兵力不足和士兵的战斗力不强，
任何大战略都是在诸多条件限制下进行的，从来没有人可以拥有无限资源去制定大战略，评价优秀军事指挥官的标准并不是他争取到的资源多少，而是他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的扬长避短，从而达到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后人评价与建州作战的辽东战场上，最高军事总指挥——辽东经略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谓有军事才能，但比中原战场而言，辽东不过是一隅之地罢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的策划，都不如中原战略那样，涉及到多方势力的利益，并直接决定帝国的生存。“战争是政治最高形式”，就这个角度来看，辽事虽重，但和国内战事衡量，尚不足以相提并论。
在中原作战的，同样可称名将的大抵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而杨鹤、杨嗣昌，虽然战略策划最终功败垂成，却是多方因素造成，不可单凭成败而论英雄。
如果说帝国之人才是农民军和建州的十倍、百倍，并不夸张。奈何人才要得其时，又得其主，方能尽其才也，否则非但无济于事，反为敌所用。明帝国崇祯朝所谓无用的“亡国之臣”，在清帝国顺治朝反多为朝廷中流砥柱，当是此理。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帝国战略方面。
明末的帝国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民军的萌芽期，帝国采取的是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招抚”为主政策，一度取得效果，但后续的措施不得力，农民军再起叛乱，帝国遂革职杨鹤，转而改为“剿灭”为主的政策。
第二阶段帝国对农民起义军的遏制期，在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总督的指挥下，帝国剿匪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军并没有就此屈服，并且起义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区。虽然捷报频传，却始终无法断绝起义的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帝国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采取新的战略，一方面军事打击，一方面积极招安，随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的投降，农民起义陷入最低潮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