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1 / 2）
其他人姑且不论。这三位被他视作心腹甚至是其亲戚的人，起了这般心思，显然不能说朱元璋完全没有责任。从后来的情况看，他虽然没有过分为难这些人的遗属，然而，从此后的众多谈话与举动判断，他基本上还是把这些情形归结到了人性自私险恶、人心奸诈难测，根本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从而不可信任上面去了。这是他维持自己心理平衡的需要，也应该是他必欲置那些昔日战友们于死地的心理动因。事实上，平心静气地观察与分析，具有朱元璋这样生命阅历的人，上述事件引起的如果不是这种心理反应，可能反倒是一件不真实、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缠绵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大约有五万人上下。其中，有些人自有其取死之道，其罪大恶极，实属该杀，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则冤哉枉也，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政治格言，在我国会特别多，使用频率会特别高的原因。
洪武三年，第一次大封开国元勋。共封6个公爵，29个侯爵。其中，李善长以开国第一功臣的文臣身份，受封公爵，其余公、侯则全部是武将。
公爵的待遇是每年3000——5000石禄米，按照并不精确的折算，大约相当于今天35万~6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侯爵的待遇是每年900~1500石禄米，大约相当于今天12万~2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此外，还有一次性的赐府第，就是国家分配住房。由于国家尊严与观瞻所系，这些房屋的外观与质量在当时应属上乘。至于赏赐金银及绫罗绸缎等，数量可能不是很多。此外，公、侯们享有子孙世袭的免死铁卷，就是为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免死牌。这种东西样子像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写着本爵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字用镂金，相当漂亮。
从待遇上看，明初开国勋贵和文臣武将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朝代。
在纵向上比较，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成为安置功臣权贵的一个荣誉性职衔，其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的样子，比明初至少高出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收入，大约是在1000石米左右，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来自皇家的杂项收入，总体大约相当于今天年薪10~20万元人民币。宋朝宰相的年薪则大约是180万元到200万元的样子。
从横向上比较，这些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与帮助他治天下的文武们，其待遇远低于仅凭血统便地位崇高的皇亲国戚。
当时，朱元璋的儿子们封亲王，其待遇是每年5万石禄米，加25000贯钞。钞是当时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其价值跌宕起伏极大，专门写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可能都写不清这些古代纸币的故事。按当时的情形，行情好时，这25000贯钞大约可以购买25000石禄米。公主和驸马的待遇则是每年2000石禄米。
当时，全国共有1013个县，正七品知县，即相当于今天县委书记的县官，年收入为90石禄米。
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42个子女中，每一对子女的待遇，大约相当于十个最重要的开国元勋，相当于五六十个宰相；每十对子女，便相当于全国差不多全部县官收入的总和。
如此分配与收入的不公，在公开提倡不公的我国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离谱了。
后来，有人在谈到明代及其以后，贪官污吏的成长呈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时，曾经将原因归结为官员们的薪酬太低。应该说，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却可以看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当官员们不管如何荼毒下属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荣华富贵时，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员们变成上司面前的巴儿狗，和下属与百姓们面前真正的恶狗。在此种情形之下，想让全国官员都像海瑞一样生活与做官，不啻于痴人说梦。不过，说起来，这可能确实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会显得特别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朱亮祖勇猛善战，是帝国第一批封赏的开国功臣，是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镇守广东。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归于恶棍之列。他到广东之后，很快与当地的土豪恶霸们搅到一起，成了这帮家伙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靠山。结果，与当地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县官道同发生冲突。
道同是蒙古族，属于真正的好官。我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好官，他们一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生性刚直宁折不弯，其二是真的从心里相信仁义道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道同就是这样一个人。据说，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广东番禺一带民间，还有供奉道同牌位、并且还颇为灵验的说法。这可能是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为此，朱亮祖心里很是厌烦。
↑返回顶部↑
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缠绵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大约有五万人上下。其中，有些人自有其取死之道，其罪大恶极，实属该杀，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则冤哉枉也，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政治格言，在我国会特别多，使用频率会特别高的原因。
洪武三年，第一次大封开国元勋。共封6个公爵，29个侯爵。其中，李善长以开国第一功臣的文臣身份，受封公爵，其余公、侯则全部是武将。
公爵的待遇是每年3000——5000石禄米，按照并不精确的折算，大约相当于今天35万~6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侯爵的待遇是每年900~1500石禄米，大约相当于今天12万~2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此外，还有一次性的赐府第，就是国家分配住房。由于国家尊严与观瞻所系，这些房屋的外观与质量在当时应属上乘。至于赏赐金银及绫罗绸缎等，数量可能不是很多。此外，公、侯们享有子孙世袭的免死铁卷，就是为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免死牌。这种东西样子像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写着本爵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字用镂金，相当漂亮。
从待遇上看，明初开国勋贵和文臣武将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朝代。
在纵向上比较，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成为安置功臣权贵的一个荣誉性职衔，其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的样子，比明初至少高出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收入，大约是在1000石米左右，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来自皇家的杂项收入，总体大约相当于今天年薪10~20万元人民币。宋朝宰相的年薪则大约是180万元到200万元的样子。
从横向上比较，这些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与帮助他治天下的文武们，其待遇远低于仅凭血统便地位崇高的皇亲国戚。
当时，朱元璋的儿子们封亲王，其待遇是每年5万石禄米，加25000贯钞。钞是当时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其价值跌宕起伏极大，专门写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可能都写不清这些古代纸币的故事。按当时的情形，行情好时，这25000贯钞大约可以购买25000石禄米。公主和驸马的待遇则是每年2000石禄米。
当时，全国共有1013个县，正七品知县，即相当于今天县委书记的县官，年收入为90石禄米。
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42个子女中，每一对子女的待遇，大约相当于十个最重要的开国元勋，相当于五六十个宰相；每十对子女，便相当于全国差不多全部县官收入的总和。
如此分配与收入的不公，在公开提倡不公的我国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离谱了。
后来，有人在谈到明代及其以后，贪官污吏的成长呈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时，曾经将原因归结为官员们的薪酬太低。应该说，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却可以看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当官员们不管如何荼毒下属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荣华富贵时，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员们变成上司面前的巴儿狗，和下属与百姓们面前真正的恶狗。在此种情形之下，想让全国官员都像海瑞一样生活与做官，不啻于痴人说梦。不过，说起来，这可能确实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会显得特别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朱亮祖勇猛善战，是帝国第一批封赏的开国功臣，是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镇守广东。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归于恶棍之列。他到广东之后，很快与当地的土豪恶霸们搅到一起，成了这帮家伙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靠山。结果，与当地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县官道同发生冲突。
道同是蒙古族，属于真正的好官。我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好官，他们一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生性刚直宁折不弯，其二是真的从心里相信仁义道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道同就是这样一个人。据说，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广东番禺一带民间，还有供奉道同牌位、并且还颇为灵验的说法。这可能是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为此，朱亮祖心里很是厌烦。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