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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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女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已经不再做出回答,只是偶尔嘟哝‘是’或‘否’……但我听到的不仅是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女人在一边轻声做出的评论,好像这些评论只是说给她们自己听的似的,但它们仍然会钻入我的耳朵。她们最常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词就是‘犹太人’,但更可怕的是她们不断重复的句子:‘我们得报警’。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恨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她们吃苦耐劳,毫无疑问也曾在战时的艰难岁月中努力地照顾她们的家人。我也不会否认,她们可能是模范母亲和妻子,可能非常虔诚,德行出众。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引来麻烦和威胁,因此她们想要直面形势。尽管她们没有想过,直面这个处境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许这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范围—尽管她们肯定知道如果她们真的‘报警’,事情会如何收场—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Michał Głowiński,“Kwardans spędzonyw cukierni,” in Czarne Sezony[Warsaw:Open,1998],pp.93-95;translated by Marci Shore)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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