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1 / 1）
二、既然马克·阿勃莱特已告失踪，而且有杀人嫌疑，不能为自己辩护，那就有必要找到他在谋杀害发生前后的动向的证据（还有他身边是否有钱可以逃跑）；然而这种证据都是最接近谋杀案的人提供的，没有旁证。在没有证实之前，这就必然是不可信的。
三、警方经过直接调查，发现罗伯特·阿勒莱特在他家乡的村子里名声不佳。那里一定有人认识他。他没有把这样的人带来传讯（故事在这一点上站不住脚）。
四、警方知道，罗伯特此来有威胁的成分在内。这与谋杀案有关，这一点他们势必知道。但是他们没有设法调查罗伯特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没有去弄清楚他在那里名声如何，有什么来往，甚至是不是真的到英国来了，是同谁一起来的（要是他们调查一下，就早会发现他死了已有三年了）。
五、警方医生检查了尸体，胡子是刚刚刮掉的（露出的皮肤未经日晒），粗糙的手是不自然的，而且身体是一个久居寒带、生活优越的有钱人的身体。而罗伯特却是一个粗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五年。医生所得知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不可能没有发现尸体情况与此相矛盾。
六、衣服是无名的，口袋空空如也，商标都拆掉了。但是穿这衣服的人总有个身份。完全可以断定，他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但对这可疑之点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可疑的。
七、有一个人失了踪，他是本地的一个著名人士，在太平间里的尸体很象他。警方不可能在一开始时就先排除失踪的人就是死人这个可能性。没有比证明这一点更容易的事了。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令人不能置信。这是为了使警察显得是傻瓜笨蛋，好让一个鲁莽冒失的业余侦探拿出一个假的答案来一鸣惊人。
这个案件中的侦探是个满不在乎的业余侦探，名叫安东尼·吉林汉的小伙子，目光炯炯，满腔热情，在伦敦有一所舒服的小公寓，气度有点自命不凡。他担任这项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碰到本地警察忘了笔记本，他总是在场为你放劳。英国警察似乎颇能容忍他，他们一贯有这种好脾气。但是我一想到要是他落到我们家自己城里的警察的手里，我就不寒而栗。
这门艺术有的是比这还要说不通的例子。在《特伦特的最后一个案件》（常常被称为“完美无缺的侦探小说”）中，你得接受这样的前提：一个稍一皱眉就会使华尔街索索发抖的国际金融巨头，为了要把自己的秘书送上纹刑架而策划自己的死亡，而且那个秘书给逼得走投无路时竟能保持高贵的缄默，也许那是他身上的伊顿使风（伊顿公学是英国一所最著名的贵族子弟中学）。我认识的国际金融巨头很少，但是我想这本小说的作者如果可能认识的话，他所认识的就一定更少了。
另外有一个例子，是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在他不太想入非非的时候是他们中间最稳健的一个）写的，其中的凶手依靠化妆之助，在时间上作千钧一发的安排，采取非常巧妙的躲闪行动，冒充了刚被他杀死的人，因此能在远离作案的地方复活出现。桃洛赛·塞伊尔斯也有一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人深夜在自己的屋子里被谋杀了，谋杀的方法是用一种机械发动的重物把他压死的。其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总是在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总是站在收音机前的同一地位，总是俯身弯腰到这个距离。要是稍许朝前或错后一些，那么观众就要退票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老天爷帮了忙。一个谋杀犯如果需要老天爷帮这么大忙，他就一定选错了行业。
阿加莎·克里斯蒂有一个故事（指《东方快车谋杀案》），主角是那个谈话用直译过来的小学生法语的聪明过人的比利时人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在这个故事里，波治先生照理用他的“小小灰色细胞”（指波洛的脑子）忙碌一阵子后得出结论，卧车车厢里没有一个人有可能单独行凶，因此人人都参与其间，把整个过程分为一系列的简单动作，就象装配一只打蛋器一样。这种类型的故事保证可以使脑筋最灵的人也拍案叫绝。只有傻瓜才猜得着。
这些作家和他们这一派的其他作家也有比这好得多的结构。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真正经得起严密考察，读起来一定很有趣，哪怕不得不翻回到第四十七页上去，再记一记清楚那个花匠师傅是在什么时候把赢得头奖的茶玫瑰秋海棠移栽到花盆里的。这种故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陈旧的东西。我提到的一些例子都是英国的，只是因为权威人士（如果够得上称为权威人士的话）似乎觉得英国作家在这老一套方面略胜一等，而美国作家（甚至菲洛·凡斯——大概可以算是侦探小说中最愚蠢的角色了——的创作者）也只够得上乙组的水平。
这种典型的侦探小说既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忘记什么东西。这是你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从大型漂亮的杂志中找到的，有漂亮的插图，对于处女的爱情和正当的奢侈品都予以应有的尊重。可能速度稍为加快了一些，对白稍为油滑了一些。要的酒更多的是冰镇的代基里鸡尾酒，不再是陈年葡萄酒。衣服是《时尚》式的，室内装饰是《美丽家庭》式的，更加时髦了，但不一定更加真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泡在迈阿密海滩的旅馆里和科德海角的避暑胜地，不再到伊丽沙白女王时代花园里久经风雨吹打的日晷旁散步了。 ↑返回顶部↑
三、警方经过直接调查，发现罗伯特·阿勒莱特在他家乡的村子里名声不佳。那里一定有人认识他。他没有把这样的人带来传讯（故事在这一点上站不住脚）。
四、警方知道，罗伯特此来有威胁的成分在内。这与谋杀案有关，这一点他们势必知道。但是他们没有设法调查罗伯特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没有去弄清楚他在那里名声如何，有什么来往，甚至是不是真的到英国来了，是同谁一起来的（要是他们调查一下，就早会发现他死了已有三年了）。
五、警方医生检查了尸体，胡子是刚刚刮掉的（露出的皮肤未经日晒），粗糙的手是不自然的，而且身体是一个久居寒带、生活优越的有钱人的身体。而罗伯特却是一个粗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五年。医生所得知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不可能没有发现尸体情况与此相矛盾。
六、衣服是无名的，口袋空空如也，商标都拆掉了。但是穿这衣服的人总有个身份。完全可以断定，他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但对这可疑之点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可疑的。
七、有一个人失了踪，他是本地的一个著名人士，在太平间里的尸体很象他。警方不可能在一开始时就先排除失踪的人就是死人这个可能性。没有比证明这一点更容易的事了。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令人不能置信。这是为了使警察显得是傻瓜笨蛋，好让一个鲁莽冒失的业余侦探拿出一个假的答案来一鸣惊人。
这个案件中的侦探是个满不在乎的业余侦探，名叫安东尼·吉林汉的小伙子，目光炯炯，满腔热情，在伦敦有一所舒服的小公寓，气度有点自命不凡。他担任这项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碰到本地警察忘了笔记本，他总是在场为你放劳。英国警察似乎颇能容忍他，他们一贯有这种好脾气。但是我一想到要是他落到我们家自己城里的警察的手里，我就不寒而栗。
这门艺术有的是比这还要说不通的例子。在《特伦特的最后一个案件》（常常被称为“完美无缺的侦探小说”）中，你得接受这样的前提：一个稍一皱眉就会使华尔街索索发抖的国际金融巨头，为了要把自己的秘书送上纹刑架而策划自己的死亡，而且那个秘书给逼得走投无路时竟能保持高贵的缄默，也许那是他身上的伊顿使风（伊顿公学是英国一所最著名的贵族子弟中学）。我认识的国际金融巨头很少，但是我想这本小说的作者如果可能认识的话，他所认识的就一定更少了。
另外有一个例子，是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在他不太想入非非的时候是他们中间最稳健的一个）写的，其中的凶手依靠化妆之助，在时间上作千钧一发的安排，采取非常巧妙的躲闪行动，冒充了刚被他杀死的人，因此能在远离作案的地方复活出现。桃洛赛·塞伊尔斯也有一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人深夜在自己的屋子里被谋杀了，谋杀的方法是用一种机械发动的重物把他压死的。其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总是在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总是站在收音机前的同一地位，总是俯身弯腰到这个距离。要是稍许朝前或错后一些，那么观众就要退票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老天爷帮了忙。一个谋杀犯如果需要老天爷帮这么大忙，他就一定选错了行业。
阿加莎·克里斯蒂有一个故事（指《东方快车谋杀案》），主角是那个谈话用直译过来的小学生法语的聪明过人的比利时人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在这个故事里，波治先生照理用他的“小小灰色细胞”（指波洛的脑子）忙碌一阵子后得出结论，卧车车厢里没有一个人有可能单独行凶，因此人人都参与其间，把整个过程分为一系列的简单动作，就象装配一只打蛋器一样。这种类型的故事保证可以使脑筋最灵的人也拍案叫绝。只有傻瓜才猜得着。
这些作家和他们这一派的其他作家也有比这好得多的结构。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真正经得起严密考察，读起来一定很有趣，哪怕不得不翻回到第四十七页上去，再记一记清楚那个花匠师傅是在什么时候把赢得头奖的茶玫瑰秋海棠移栽到花盆里的。这种故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陈旧的东西。我提到的一些例子都是英国的，只是因为权威人士（如果够得上称为权威人士的话）似乎觉得英国作家在这老一套方面略胜一等，而美国作家（甚至菲洛·凡斯——大概可以算是侦探小说中最愚蠢的角色了——的创作者）也只够得上乙组的水平。
这种典型的侦探小说既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忘记什么东西。这是你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从大型漂亮的杂志中找到的，有漂亮的插图，对于处女的爱情和正当的奢侈品都予以应有的尊重。可能速度稍为加快了一些，对白稍为油滑了一些。要的酒更多的是冰镇的代基里鸡尾酒，不再是陈年葡萄酒。衣服是《时尚》式的，室内装饰是《美丽家庭》式的，更加时髦了，但不一定更加真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泡在迈阿密海滩的旅馆里和科德海角的避暑胜地，不再到伊丽沙白女王时代花园里久经风雨吹打的日晷旁散步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