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1 / 1）
库尔特·冯内古特是美国当代着名小说家，也是起自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之一。后现代主义至今仍然是一个颇多争议的概念，有人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是量变，与现代主义之间难以划出明确的界线；有人认为是文学发展中的一次大转向和质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是进入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产物；有的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艺术倾向；有的将它理解为西方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尽管对后现代主义众说不一，但有两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后现代主义至少肯定包括文学现象；它与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先前的文学表达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同。
那么，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时震》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提供了典型范例。
首先，像其他被标榜为“后现代”的作家一样，《时震》的作者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在任何一种理想、目标、纲领之下进行创作，不谋求表达明确的信仰和意义。小说家相信，资本主义秩序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如尼采所说，“价值判断已经失灵，一切意义都是虚伪的”。因此，文本所表达的观点往往是飘忽的、多元的、自相矛盾的。比如在《时震》中，宗教的权威被剥夺，连《圣经》中的“创世纪”也被篡改重写，撒旦变成了善良的女人，而上帝则高傲而愚蠢。在人世间，拯救着世界的是一条莫名其妙的咒语：“你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这句话就如同“芝麻开门”一样灵验，激活了一个个麻木的人。你不能追问缘由，因为小说中理性没有地位。读马克·吐温或海明威，我们一般能知道他们想说明什么，以及他们潜藏于文本背后的褒贬态度。但后现代主义作家消解一切现存准则，拒绝被合理地翻译阐释。
人们常用四个字来概括这种后现代意识状态：上帝死了。这个“上帝”并不仅限于基督教概念，或宗教概念，而更宽泛地指一个可以认识的理性世界，这个理性世界已不复存在。主宰者的圣明之光早已熄灭，世界一片黑暗。在《时震》中读者看到的是核轰炸、战争、凶杀、自戕和无穷无尽的蠢行。小说展现的是一个理性无法驾驭的疯狂世界。科学的进步带来的是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大多数善良的人对人类自身的恣意妄为毫无警觉。冯内古特在小说中感叹道：“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第１３页）这种自相矛盾的评述，说明无法以理智的尺度衡量人的行为。
着名德国哲学家曼·弗兰克深刻分析了“上帝死亡”这一概念导致的西方精神文化困境：
这一思维框架（即这个世界）的摧毁导致了立足点和方向的丧失，而这个结果与古希腊罗马时代被基督教的中古时代所取代，或中古时代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的冲击下的解体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这两次时代更替中，存在的意义，即构成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的对世界的总体解释，并未随之被摧毁，而是在另一种发展了的观念中得到了继续，古代的自然神被基督教的上帝所代替，而上帝又被“理性”所取代。但是，这里的理性本质上仍然保留着神学的色彩：对于黑格尔来说，神性的上帝之死作为一个历史宗教事件决定了他必然会在思辩的知识中复活。换言之，在这种知识中，欧洲的上帝并未被送上断头台，而是以更加真理化、更加崇高的理性面貌重新出现。可是在当代，虚无主义兴起的时代，作为世界信仰的堡垒的最高知识也被一笔勾销了：“我们正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
也就是说，解释世界和存在的整个价值体系散架了，因此不再能做出合理的、完整的解释。二千五百年来支撑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哲学、宗教、政治、社会、文化和认识体系已不再有效，都打上了问号，终极意义已不再确定，所有合法化的基础都已动摇。而小说家不得不面对现存的一切，不得不重新思考指导创作的文学理念，寻求能够表现这种理智上极度混乱的状态的小说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精神状态，在《时震》中又常常被物象化、视觉化，展现为一群不可思议的人物在不可思议的背景中做着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说《时震》的结构就是对西方理智状况和生存状况的刻意模仿，叙述没有时序，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完整性，文本没有可以阐释的意义。小说无始无终，第一章第一段讲自家有几个孩子，第二段是两句关于艺术的话，第三段说人活在世界上很狼狈，直到后记结束时，又说了一件作者年轻时与叔叔开玩笑的往事，似乎不着边际。随着“上帝死了”之后，作家也“死了”作者的权威被消解，作品的教育、启迪、认识功能也被淡化。但与此同时，读者的地位被突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再完全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作者并不讲清楚他要说明的问题（也许他不想说明任何问题），读者必须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地思考、体验、参与、介入。
其次，包括冯内古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在理论上相信，现实不是确定的，而是由语言搭建的虚构物，要让小说反映“真实的”现实更是无稽之谈以虚构的文本来表现虚构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更加不可思议的虚构。因此他们从不忌讳实话实说，强调和揭示小说的虚构本质，在小说中不时提醒读者，作品是人为编造的。在这方面，《时震》与现实主义小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实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可以得到忠实表现的；而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世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语言是意识的载体，而语言的意义又是不确定、不可靠的，因此，小说、历史书和其他文本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虚构的。于是，“仅就文学而言，我们关于作家、读者群、阅读、写作、书籍、体裁、批评理论以及文学本身的所有概念，突然之间统统产生了疑问。” ↑返回顶部↑
那么，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时震》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提供了典型范例。
首先，像其他被标榜为“后现代”的作家一样，《时震》的作者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在任何一种理想、目标、纲领之下进行创作，不谋求表达明确的信仰和意义。小说家相信，资本主义秩序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如尼采所说，“价值判断已经失灵，一切意义都是虚伪的”。因此，文本所表达的观点往往是飘忽的、多元的、自相矛盾的。比如在《时震》中，宗教的权威被剥夺，连《圣经》中的“创世纪”也被篡改重写，撒旦变成了善良的女人，而上帝则高傲而愚蠢。在人世间，拯救着世界的是一条莫名其妙的咒语：“你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这句话就如同“芝麻开门”一样灵验，激活了一个个麻木的人。你不能追问缘由，因为小说中理性没有地位。读马克·吐温或海明威，我们一般能知道他们想说明什么，以及他们潜藏于文本背后的褒贬态度。但后现代主义作家消解一切现存准则，拒绝被合理地翻译阐释。
人们常用四个字来概括这种后现代意识状态：上帝死了。这个“上帝”并不仅限于基督教概念，或宗教概念，而更宽泛地指一个可以认识的理性世界，这个理性世界已不复存在。主宰者的圣明之光早已熄灭，世界一片黑暗。在《时震》中读者看到的是核轰炸、战争、凶杀、自戕和无穷无尽的蠢行。小说展现的是一个理性无法驾驭的疯狂世界。科学的进步带来的是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大多数善良的人对人类自身的恣意妄为毫无警觉。冯内古特在小说中感叹道：“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第１３页）这种自相矛盾的评述，说明无法以理智的尺度衡量人的行为。
着名德国哲学家曼·弗兰克深刻分析了“上帝死亡”这一概念导致的西方精神文化困境：
这一思维框架（即这个世界）的摧毁导致了立足点和方向的丧失，而这个结果与古希腊罗马时代被基督教的中古时代所取代，或中古时代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的冲击下的解体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这两次时代更替中，存在的意义，即构成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的对世界的总体解释，并未随之被摧毁，而是在另一种发展了的观念中得到了继续，古代的自然神被基督教的上帝所代替，而上帝又被“理性”所取代。但是，这里的理性本质上仍然保留着神学的色彩：对于黑格尔来说，神性的上帝之死作为一个历史宗教事件决定了他必然会在思辩的知识中复活。换言之，在这种知识中，欧洲的上帝并未被送上断头台，而是以更加真理化、更加崇高的理性面貌重新出现。可是在当代，虚无主义兴起的时代，作为世界信仰的堡垒的最高知识也被一笔勾销了：“我们正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
也就是说，解释世界和存在的整个价值体系散架了，因此不再能做出合理的、完整的解释。二千五百年来支撑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哲学、宗教、政治、社会、文化和认识体系已不再有效，都打上了问号，终极意义已不再确定，所有合法化的基础都已动摇。而小说家不得不面对现存的一切，不得不重新思考指导创作的文学理念，寻求能够表现这种理智上极度混乱的状态的小说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精神状态，在《时震》中又常常被物象化、视觉化，展现为一群不可思议的人物在不可思议的背景中做着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说《时震》的结构就是对西方理智状况和生存状况的刻意模仿，叙述没有时序，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完整性，文本没有可以阐释的意义。小说无始无终，第一章第一段讲自家有几个孩子，第二段是两句关于艺术的话，第三段说人活在世界上很狼狈，直到后记结束时，又说了一件作者年轻时与叔叔开玩笑的往事，似乎不着边际。随着“上帝死了”之后，作家也“死了”作者的权威被消解，作品的教育、启迪、认识功能也被淡化。但与此同时，读者的地位被突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再完全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作者并不讲清楚他要说明的问题（也许他不想说明任何问题），读者必须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地思考、体验、参与、介入。
其次，包括冯内古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在理论上相信，现实不是确定的，而是由语言搭建的虚构物，要让小说反映“真实的”现实更是无稽之谈以虚构的文本来表现虚构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更加不可思议的虚构。因此他们从不忌讳实话实说，强调和揭示小说的虚构本质，在小说中不时提醒读者，作品是人为编造的。在这方面，《时震》与现实主义小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现实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可以得到忠实表现的；而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世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语言是意识的载体，而语言的意义又是不确定、不可靠的，因此，小说、历史书和其他文本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虚构的。于是，“仅就文学而言，我们关于作家、读者群、阅读、写作、书籍、体裁、批评理论以及文学本身的所有概念，突然之间统统产生了疑问。”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