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2 / 7)
曹操靠拢许劭的情景,上面的《许劭传》也有生动描绘:曹操说好话,献厚礼,亲近许劭,请他评价自己。许劭鄙视他,不肯做。曹操找了一个机会,强行进行胁迫,许劭只好给他一个“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语,曹操听了“大悦而去”。在这里,曹操的个性充分展现出来:首先,他是一旦打定主意,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其次,他又是很会用手段的人,先软后硬,软磨加硬泡,有不同的手段等着你。最后,他又是很会通过制造新闻效应,来显示某种意图的人。
大名士许劭给了评价,曹操的公开表态,就算基本成功了。不过,许劭的评语,后世记载有两种版本。上面说的《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是第一种版本,另一种版本见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孙盛《异同杂语》,文字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哪一种版本更接近原貌,因而更为可信呢?后世不断有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上?讲曹操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所以今天必须说一说。
著名学者汤用彤、余嘉锡先生,都认同“英雄”的版本,理由主要有两条:一,英雄是当时评论人物的常用术语。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只有英雄才能做到;而曹操崛起于乱世,以英雄自命,所以听了“英雄”评语,才会大喜而去。
两位大学者的意见,当然很有见地和道理。笔者本人,也认同“英雄”的版本,但是还要补充三条具体理由。
第一条,从历史的确凿证据来看,曹操本人后来对自己最为得意的评价,就是英雄,而非奸雄。他对刘备怎么说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明明白白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当中。当今天下的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他亲口所说,我俩是天下的英雄,并没有说我俩是天下的奸雄,这当然就是确凿的证据,对不对?
第二条,“英雄”的版本,出自范晔的《后汉书》,性质属于正史,即正规的史书。而“奸雄”的版本,出自孙盛的《异同杂语》。《异同杂语》,也简称《杂语》。《隋书》中的《经籍志》,记载有《杂语》五卷,应当就是孙盛的作品。但是请注意,《隋书》并没有把它分类在史书当中,而是划归在“小说”一类。而当时的小说,在班固的《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被定性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比较起来,可信度就比正史要差了。
第三条,最为关键,要多说两句。“奸雄”一词,后世一般的理解,都是奸诈的英雄,含义有褒有贬:虽然性格上极其奸诈,但是才能上却真是了不起,终归还是英雄一个。用这样的理解去考察许劭评语,就会高度认同“奸雄”的版本。但是很遗憾,这种习惯性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解,与“奸雄”这个词汇在当时的准确含义,并不能完全吻合。
研究历史必须读古书,而古书中有的词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含义会出现变化。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先生,在他的名著《古代汉语》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古今词义的异同》。他特别提醒说:“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义去理解古书中的词汇。”王力先生的提醒,是我们考察许劭评语版本的指南针。举例来说,比如“小品”,魏晋时期是指佛教经典的简略本,如果说成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佛家师父就要笑了。又如诸葛亮《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一句中的“卑鄙”,是指自己社会地位的卑下鄙贱,如果说成品德的恶劣,孔明先生就要生气了。孙吴名将朱然的外貌,史书说是“气候分明”,这里的“气候”是指一个人流露出来的精气神,如果说成天气气象,朱然就要反对了。由此可见,我们理解古书中的词汇,只能按照当时的原意去理解,而不能用后世已经发生变化的意思去理解;用流行语言来说,就是不能搞词汇意义上的穿越。
同样,“奸雄”一词,当时准确的含义,与现今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这个词汇,是从《荀子·非相篇》的“奸人之雄”四个字浓缩而来。奸人的含义很明确,就是坏人、恶人,完全是负面的贬义,所以才有汉奸、内奸的称呼。而“奸人之雄”,则是坏人当中的称雄者,用大白话来说,这不是一般的坏蛋,而是坏蛋当中最厉害的大坏蛋。荀子认为,这种“奸人之雄”,最能蛊惑人心,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因此,圣明的君主要想治理好天下,首先就要把这种“奸人之雄”全部诛杀了,然后再来铲除一般的盗贼;因为盗贼还能通过正面的教育来使之改过自新,而这种“奸人之雄”完全坏透了,任何办法都改变不了他,只有让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到了汉代,“奸人之雄”,以及由此浓缩而来的“奸雄”,常常出现在史书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卷八十三《朱博传》中。说是西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上奏章弹劾朝臣朱博、孙闳,严厉斥责他两人是“奸雄之党”,结果朱博受到撤职处分。稍后到汉哀帝,朱博起死回生,又当上了丞相,却依然不思悔改大干坏事,遭到左将军彭宣的猛烈弹劾,说他“倾乱政治,奸人之雄”。于是朱博被抓到监狱中,赐饮毒酒而死。同一个朱博,身上得到两个定语,一个是“奸雄”,另一个是“奸人之雄”;招来的下场,不是丢官,就是丢命。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奸雄”,与“奸人之雄”完全是一回事,都是指罪大恶极的头等坏蛋,完全是负面的含义,没有一点点褒扬的意思在内。
总之,当时的“奸雄”,其实就是“清平之奸贼”一句中所说的“奸贼”,而且还是比一般奸贼更恶劣的大奸贼。把当时这个词汇的含义弄清楚,弄准确之后,再来做判断就容易了。两种版本中,应当是完全具有正面褒奖含义的“英雄”,才是可信的原版;而完全具有负面贬损含义,一点都没有正面褒奖含义的“奸雄”,则属于好事者道听途说的误传。道理很简单,如果曹操被人评价为罪大恶极的头等坏蛋,无可救药的大奸贼,他听了之后还会兴奋得大喜而去,那脑袋恐怕就有问题了。因为他千方百计找许劭为自己作评价,原本是想洗刷掉家庭出身上的耻辱,现今家庭出身的耻辱还没有得到洗刷,却又招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大嘴巴子,更添加了新的奇耻大辱,家庭和本人都成为士大夫群体的笑柄,他怎么会高兴得起来呢?对不对?因此,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应当是“英雄”,而非“奸雄”。
曹操向士大夫群体表示靠拢之后,接下来又采取第二种办法,去洗刷家庭出身上的阴影,为自我创业扫除障碍。这又是什么样的办法呢?
公开向士大夫群体表示靠拢,并且得到许劭的正面评价之后,曹操不久就被推荐为洛阳县北部地区的县尉,简称洛阳北部尉。东汉设有县尉,主管一县的治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京城洛阳是大县,不止一人,所以洛阳北部尉,就是洛阳北区的公安局长。这是曹操进入东汉官僚体制之后,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务,对他意义非凡。但是,推荐他担当这一职务的是谁呢?说出来可能出人意料,就是司马懿的老爸司马防。司马防,字建功,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氏。温县的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官,是典型的士大夫群体成员。曹操与司马家族的恩怨情仇,笔者的《司马懿新传》有详细描述,今天不讨论。但是,曹操既然很快就得到司马防的大力举荐,这就证明他的靠拢,已经开始收到士大夫群体认同的效果,同时也证明,许劭对他的评语,应当是正面赞美的“英雄”。
受到鼓舞的曹操,二十来岁冲劲正大,立即实施第二种办法。
如果说,第一种办法,是坚决表示向士大夫群体靠拢,那么第二种办法,就是坚决表示与宦官势力脱离。一个靠拢,一个脱离,一个是合,一个是分,相辅相成,堪称完美。当然,真正与自己的宦官家庭彻底断绝和脱离关系,他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可以找替身来表明决心和立场呀!找谁做替身呢?眼下的宦官当中,谁名声最臭,谁就是最好的替身。这个替身,他已经找好了,就是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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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士许劭给了评价,曹操的公开表态,就算基本成功了。不过,许劭的评语,后世记载有两种版本。上面说的《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是第一种版本,另一种版本见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孙盛《异同杂语》,文字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哪一种版本更接近原貌,因而更为可信呢?后世不断有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上?讲曹操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所以今天必须说一说。
著名学者汤用彤、余嘉锡先生,都认同“英雄”的版本,理由主要有两条:一,英雄是当时评论人物的常用术语。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只有英雄才能做到;而曹操崛起于乱世,以英雄自命,所以听了“英雄”评语,才会大喜而去。
两位大学者的意见,当然很有见地和道理。笔者本人,也认同“英雄”的版本,但是还要补充三条具体理由。
第一条,从历史的确凿证据来看,曹操本人后来对自己最为得意的评价,就是英雄,而非奸雄。他对刘备怎么说的?“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明明白白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当中。当今天下的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他亲口所说,我俩是天下的英雄,并没有说我俩是天下的奸雄,这当然就是确凿的证据,对不对?
第二条,“英雄”的版本,出自范晔的《后汉书》,性质属于正史,即正规的史书。而“奸雄”的版本,出自孙盛的《异同杂语》。《异同杂语》,也简称《杂语》。《隋书》中的《经籍志》,记载有《杂语》五卷,应当就是孙盛的作品。但是请注意,《隋书》并没有把它分类在史书当中,而是划归在“小说”一类。而当时的小说,在班固的《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被定性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比较起来,可信度就比正史要差了。
第三条,最为关键,要多说两句。“奸雄”一词,后世一般的理解,都是奸诈的英雄,含义有褒有贬:虽然性格上极其奸诈,但是才能上却真是了不起,终归还是英雄一个。用这样的理解去考察许劭评语,就会高度认同“奸雄”的版本。但是很遗憾,这种习惯性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解,与“奸雄”这个词汇在当时的准确含义,并不能完全吻合。
研究历史必须读古书,而古书中有的词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含义会出现变化。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先生,在他的名著《古代汉语》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古今词义的异同》。他特别提醒说:“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义去理解古书中的词汇。”王力先生的提醒,是我们考察许劭评语版本的指南针。举例来说,比如“小品”,魏晋时期是指佛教经典的简略本,如果说成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佛家师父就要笑了。又如诸葛亮《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一句中的“卑鄙”,是指自己社会地位的卑下鄙贱,如果说成品德的恶劣,孔明先生就要生气了。孙吴名将朱然的外貌,史书说是“气候分明”,这里的“气候”是指一个人流露出来的精气神,如果说成天气气象,朱然就要反对了。由此可见,我们理解古书中的词汇,只能按照当时的原意去理解,而不能用后世已经发生变化的意思去理解;用流行语言来说,就是不能搞词汇意义上的穿越。
同样,“奸雄”一词,当时准确的含义,与现今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这个词汇,是从《荀子·非相篇》的“奸人之雄”四个字浓缩而来。奸人的含义很明确,就是坏人、恶人,完全是负面的贬义,所以才有汉奸、内奸的称呼。而“奸人之雄”,则是坏人当中的称雄者,用大白话来说,这不是一般的坏蛋,而是坏蛋当中最厉害的大坏蛋。荀子认为,这种“奸人之雄”,最能蛊惑人心,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因此,圣明的君主要想治理好天下,首先就要把这种“奸人之雄”全部诛杀了,然后再来铲除一般的盗贼;因为盗贼还能通过正面的教育来使之改过自新,而这种“奸人之雄”完全坏透了,任何办法都改变不了他,只有让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到了汉代,“奸人之雄”,以及由此浓缩而来的“奸雄”,常常出现在史书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卷八十三《朱博传》中。说是西汉成帝时的丞相翟方进,上奏章弹劾朝臣朱博、孙闳,严厉斥责他两人是“奸雄之党”,结果朱博受到撤职处分。稍后到汉哀帝,朱博起死回生,又当上了丞相,却依然不思悔改大干坏事,遭到左将军彭宣的猛烈弹劾,说他“倾乱政治,奸人之雄”。于是朱博被抓到监狱中,赐饮毒酒而死。同一个朱博,身上得到两个定语,一个是“奸雄”,另一个是“奸人之雄”;招来的下场,不是丢官,就是丢命。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奸雄”,与“奸人之雄”完全是一回事,都是指罪大恶极的头等坏蛋,完全是负面的含义,没有一点点褒扬的意思在内。
总之,当时的“奸雄”,其实就是“清平之奸贼”一句中所说的“奸贼”,而且还是比一般奸贼更恶劣的大奸贼。把当时这个词汇的含义弄清楚,弄准确之后,再来做判断就容易了。两种版本中,应当是完全具有正面褒奖含义的“英雄”,才是可信的原版;而完全具有负面贬损含义,一点都没有正面褒奖含义的“奸雄”,则属于好事者道听途说的误传。道理很简单,如果曹操被人评价为罪大恶极的头等坏蛋,无可救药的大奸贼,他听了之后还会兴奋得大喜而去,那脑袋恐怕就有问题了。因为他千方百计找许劭为自己作评价,原本是想洗刷掉家庭出身上的耻辱,现今家庭出身的耻辱还没有得到洗刷,却又招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大嘴巴子,更添加了新的奇耻大辱,家庭和本人都成为士大夫群体的笑柄,他怎么会高兴得起来呢?对不对?因此,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应当是“英雄”,而非“奸雄”。
曹操向士大夫群体表示靠拢之后,接下来又采取第二种办法,去洗刷家庭出身上的阴影,为自我创业扫除障碍。这又是什么样的办法呢?
公开向士大夫群体表示靠拢,并且得到许劭的正面评价之后,曹操不久就被推荐为洛阳县北部地区的县尉,简称洛阳北部尉。东汉设有县尉,主管一县的治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京城洛阳是大县,不止一人,所以洛阳北部尉,就是洛阳北区的公安局长。这是曹操进入东汉官僚体制之后,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务,对他意义非凡。但是,推荐他担当这一职务的是谁呢?说出来可能出人意料,就是司马懿的老爸司马防。司马防,字建功,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氏。温县的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官,是典型的士大夫群体成员。曹操与司马家族的恩怨情仇,笔者的《司马懿新传》有详细描述,今天不讨论。但是,曹操既然很快就得到司马防的大力举荐,这就证明他的靠拢,已经开始收到士大夫群体认同的效果,同时也证明,许劭对他的评语,应当是正面赞美的“英雄”。
受到鼓舞的曹操,二十来岁冲劲正大,立即实施第二种办法。
如果说,第一种办法,是坚决表示向士大夫群体靠拢,那么第二种办法,就是坚决表示与宦官势力脱离。一个靠拢,一个脱离,一个是合,一个是分,相辅相成,堪称完美。当然,真正与自己的宦官家庭彻底断绝和脱离关系,他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可以找替身来表明决心和立场呀!找谁做替身呢?眼下的宦官当中,谁名声最臭,谁就是最好的替身。这个替身,他已经找好了,就是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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