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5 / 7）
景泰一朝，陈循、王文、高穀、萧镃、商辂五位内阁大学士并不和睦，陈循、王文尤为苛刻营私。而江渊好发议论，言语之间常常得罪同僚，所以“每为同官所抑”，在刑部任上时颇为失意。当时兵部尚书于谦因病告假，景帝朱祁钰下诏推选一名大臣协助处理兵部事务。江渊极想得到此职，于是到内阁活动。陈循等假意推选江渊，商辂起草完奏章后，将“石兵江工”四字给江渊看。江渊不解其意。不久诏令下达，调工部尚书石璞去兵部，以江渊代替石璞。江渊大为失望。
后明景帝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没有大臣首倡，一直不得其法。当时广西土官黄为了逃脱杀兄杀侄的死罪，得人指点，上奏请求改立太子，从而获得了朱祁钰的欢心，由此被赦免了死罪。当时有人传说，黄不过是广西的一个土官，怎么会懂得这些，一定是受了江渊的指点。甚至传闻黄的奏疏也是江渊代拟的。这流言如何而起，为何要针对江渊，最终有什么目的，一直没有人真正弄清楚。但这流言在京城广为传播，虽然无从证实，“人言籍籍，多信其说”，给江渊声誉名望带来很大的影响。
直到新科进士丘濬入翰林院后，仰慕江渊诗文才华，才挺身而出，道：“黄奏疏是否由江公代拟，很容易辨别，广西的纸与京师的纸不同。”于是将黄原奏取来一验，果然是广西纸，证明奏疏是黄自广西所上，这才得以还江渊清白。
但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平息。明英宗复辟后，既然以谋立襄王世子的流言杀了于谦、王文，那么也可以因指点黄的谣言将江渊论罪，江渊遂被充军。
内阁大学士萧镃，字孟勤，同邑[3]人。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命宰相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镃名列第一。史称萧镃“学问该博，文章尔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他曾接替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在士子中深孚众望。
土木堡之变后，明景帝朱祁钰即位，想废掉明英宗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萧镃上书反对道：“无易树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后来朱祁钰病重，大臣们又准备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萧镃却认为：“既退，不可再也。”就因为这句话，明英宗复辟，萧镃也在被清算之列。
较之前四位内阁大学士有所不同的是，商辂未正式步入仕途前已是名震天下的“三元及第”者，是大明立国以来乡试、会试、殿试三元都是第一的唯一一人。商辂为人侃侃守义，宽厚有容，与群臣关系都不错。明英宗复位后，最先召内阁大学士高穀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慰，命二人起草《复位诏》。显然，高穀和商辂势必继续得到重用，不在清算之列。
而商辂后来之所以被弹劾与王文朋比为奸、谋主襄王世子为太子，仅仅是因为他在夺门之变后，没有迎合徐有贞、石亨的意图。夺门之变后，徐有贞入阁，欲尽揽事权，于是帮助石亨剪除诸阁臣，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商辂不肯附和，由此引起徐有贞不满，后来又因为起草赦文一事，进一步惹怒了权臣石亨。
因为皇帝复位，按照惯例要大赦天下，大赦不光包括赦免罪犯，还要免除前朝于民不利的措施。而明景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敌当前，一切事务都是以军情为主，所以明军将帅有不少扰民的措施，之后一直没有废除，还演变成将帅谋取私利的特权。按照成法，这些措施都应该在大赦书中被废除，石亨为了保全自己的特权，特地找商辂商议，让商辂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赦文。商辂很清楚石亨的私心，回答说：“旧制不敢易。”如此一来，石亨很不高兴，所以将商辂也列入了清算的名单，关进了监狱。
当年阮浪、王瑶金刀案时，商辂曾劝景帝道：“卢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明景帝朱祁钰这才没有继续追究。明景帝病重时，群臣预备复立太子，推举商辂执笔写《复储疏》。商辂写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陛下”是指景帝朱祁钰，“章皇帝子孙”则是指沂王朱见深。闻者无不感动。这就是在夺门之变发生前写成的那封奏疏，因为当时已经日落西山，所以没有送入大内，而在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商辂下狱后，上书自诉，说自己主张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并没有谋立襄王世子，有他所拟的《复储疏》为证。《复储疏》当时收在礼部，一验便知分晓。
明英宗朱祁镇本来器重商辂，便命人取来《复储疏》，结果读后勃然大怒，说商辂舞文弄墨，不直接提沂王，而称“当立章皇帝子孙”，是为取巧。
此刻，商辂性命已是命悬一线。司礼监宦官兴安正好在侧，不顾自己已经失宠，在一旁抗辩道：“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陛下是否还记得，正是这个徐有贞当年倡议南迁。倘若南迁，不知道将陛下置于何地。”
朱祁镇听了这话，默然许久，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之后只将商辂削职为民。
商辂能保住性命，与兴安在明英宗面前的据理力争有很大关系。而后来朱祁镇评议有功之臣，石亨等人都加官进爵，只给徐有贞加官，但没有进爵，可见当时兴安的一番话对英宗有相当大的触动。
↑返回顶部↑
后明景帝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没有大臣首倡，一直不得其法。当时广西土官黄为了逃脱杀兄杀侄的死罪，得人指点，上奏请求改立太子，从而获得了朱祁钰的欢心，由此被赦免了死罪。当时有人传说，黄不过是广西的一个土官，怎么会懂得这些，一定是受了江渊的指点。甚至传闻黄的奏疏也是江渊代拟的。这流言如何而起，为何要针对江渊，最终有什么目的，一直没有人真正弄清楚。但这流言在京城广为传播，虽然无从证实，“人言籍籍，多信其说”，给江渊声誉名望带来很大的影响。
直到新科进士丘濬入翰林院后，仰慕江渊诗文才华，才挺身而出，道：“黄奏疏是否由江公代拟，很容易辨别，广西的纸与京师的纸不同。”于是将黄原奏取来一验，果然是广西纸，证明奏疏是黄自广西所上，这才得以还江渊清白。
但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平息。明英宗复辟后，既然以谋立襄王世子的流言杀了于谦、王文，那么也可以因指点黄的谣言将江渊论罪，江渊遂被充军。
内阁大学士萧镃，字孟勤，同邑[3]人。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命宰相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镃名列第一。史称萧镃“学问该博，文章尔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他曾接替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在士子中深孚众望。
土木堡之变后，明景帝朱祁钰即位，想废掉明英宗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萧镃上书反对道：“无易树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后来朱祁钰病重，大臣们又准备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萧镃却认为：“既退，不可再也。”就因为这句话，明英宗复辟，萧镃也在被清算之列。
较之前四位内阁大学士有所不同的是，商辂未正式步入仕途前已是名震天下的“三元及第”者，是大明立国以来乡试、会试、殿试三元都是第一的唯一一人。商辂为人侃侃守义，宽厚有容，与群臣关系都不错。明英宗复位后，最先召内阁大学士高穀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慰，命二人起草《复位诏》。显然，高穀和商辂势必继续得到重用，不在清算之列。
而商辂后来之所以被弹劾与王文朋比为奸、谋主襄王世子为太子，仅仅是因为他在夺门之变后，没有迎合徐有贞、石亨的意图。夺门之变后，徐有贞入阁，欲尽揽事权，于是帮助石亨剪除诸阁臣，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商辂不肯附和，由此引起徐有贞不满，后来又因为起草赦文一事，进一步惹怒了权臣石亨。
因为皇帝复位，按照惯例要大赦天下，大赦不光包括赦免罪犯，还要免除前朝于民不利的措施。而明景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敌当前，一切事务都是以军情为主，所以明军将帅有不少扰民的措施，之后一直没有废除，还演变成将帅谋取私利的特权。按照成法，这些措施都应该在大赦书中被废除，石亨为了保全自己的特权，特地找商辂商议，让商辂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赦文。商辂很清楚石亨的私心，回答说：“旧制不敢易。”如此一来，石亨很不高兴，所以将商辂也列入了清算的名单，关进了监狱。
当年阮浪、王瑶金刀案时，商辂曾劝景帝道：“卢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明景帝朱祁钰这才没有继续追究。明景帝病重时，群臣预备复立太子，推举商辂执笔写《复储疏》。商辂写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陛下”是指景帝朱祁钰，“章皇帝子孙”则是指沂王朱见深。闻者无不感动。这就是在夺门之变发生前写成的那封奏疏，因为当时已经日落西山，所以没有送入大内，而在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商辂下狱后，上书自诉，说自己主张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并没有谋立襄王世子，有他所拟的《复储疏》为证。《复储疏》当时收在礼部，一验便知分晓。
明英宗朱祁镇本来器重商辂，便命人取来《复储疏》，结果读后勃然大怒，说商辂舞文弄墨，不直接提沂王，而称“当立章皇帝子孙”，是为取巧。
此刻，商辂性命已是命悬一线。司礼监宦官兴安正好在侧，不顾自己已经失宠，在一旁抗辩道：“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陛下是否还记得，正是这个徐有贞当年倡议南迁。倘若南迁，不知道将陛下置于何地。”
朱祁镇听了这话，默然许久，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之后只将商辂削职为民。
商辂能保住性命，与兴安在明英宗面前的据理力争有很大关系。而后来朱祁镇评议有功之臣，石亨等人都加官进爵，只给徐有贞加官，但没有进爵，可见当时兴安的一番话对英宗有相当大的触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