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5 / 7)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达到了3.5亿。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以数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四分之三。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1802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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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达到了3.5亿。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以数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四分之三。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1802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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