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1 / 7）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八万五千万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变，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 金无量寿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盘 蜜蜡朝珠一盘 脂玉万年有庆一件 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 白玉长春壶一件 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白玉保合太和一件 白玉长春花洗一件 白玉寿星一件 白玉如意仙一件 白玉香盘一件 汉玉佛手一件 汉玉花囊一件 汉玉拱璧一件 白玉云纹铎一件 白玉元洗一件 汉玉炉瓶一事一分 汉玉飞熊叶瑞一件 白玉印池一件 宋磁霁红花囊一件 定窑洗一件 喜窑一统尊一件 成窑五彩瓶一件 定窑福禄尊一件 宣窑梅瓶一件 宋磁霁红瓶一件 定窑宝月瓶一件 哥窑笔洗一件 青绿三代尊一件 青绿提梁一件 青绿凫尊一件 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 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 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 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 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 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 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 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 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 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洋锦缎二十匹 洋花绒二十匹 大红鸳鸯绒十版 大红羽缎十版 洋绣帕一百方 洋绣小帕一百方 紫檀雕花宝座一尊 紫檀雕花御案一张 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 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 紫檀雕花炕几一对 紫核镶玻璃衣镜一对 紫四雕花书隔一对 紫檀雕花方凳八张 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 珐琅镶玻璃五屏 风妆镜九座 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 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 东洋漆炕桌一对 东洋漆香盒五件 鸾翎宫扇一对 孔雀宫扇一对 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 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 洋售钻石蟠桃推钟一对 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 洋玻璃金鱼缸一对 仿景泰珐琅瓶一对 珐琅福禄瓶一对 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 蜜蜡鼻烟壶二匣 洋金银线二百文 珐琅手盆九对 珐琅唾盂九对 翠顶花三十匣 翠花五十匣 天然沉香瓶一件 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真成大笑话。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天之后，国泰即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掸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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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八万五千万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变，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 金无量寿佛一尊 珊瑚朝珠一盘 蜜蜡朝珠一盘 脂玉万年有庆一件 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 白玉长春壶一件 白玉蟠桃九熟一件 白玉保合太和一件 白玉长春花洗一件 白玉寿星一件 白玉如意仙一件 白玉香盘一件 汉玉佛手一件 汉玉花囊一件 汉玉拱璧一件 白玉云纹铎一件 白玉元洗一件 汉玉炉瓶一事一分 汉玉飞熊叶瑞一件 白玉印池一件 宋磁霁红花囊一件 定窑洗一件 喜窑一统尊一件 成窑五彩瓶一件 定窑福禄尊一件 宣窑梅瓶一件 宋磁霁红瓶一件 定窑宝月瓶一件 哥窑笔洗一件 青绿三代尊一件 青绿提梁一件 青绿凫尊一件 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 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 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 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 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 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 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 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 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 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 洋锦缎二十匹 洋花绒二十匹 大红鸳鸯绒十版 大红羽缎十版 洋绣帕一百方 洋绣小帕一百方 紫檀雕花宝座一尊 紫檀雕花御案一张 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 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 紫檀雕花炕几一对 紫核镶玻璃衣镜一对 紫四雕花书隔一对 紫檀雕花方凳八张 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 珐琅镶玻璃五屏 风妆镜九座 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 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 东洋漆炕桌一对 东洋漆香盒五件 鸾翎宫扇一对 孔雀宫扇一对 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 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 洋售钻石蟠桃推钟一对 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 洋玻璃金鱼缸一对 仿景泰珐琅瓶一对 珐琅福禄瓶一对 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 蜜蜡鼻烟壶二匣 洋金银线二百文 珐琅手盆九对 珐琅唾盂九对 翠顶花三十匣 翠花五十匣 天然沉香瓶一件 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真成大笑话。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天之后，国泰即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掸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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