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5 / 7）
我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3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有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已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大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5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6日。的早晨6时，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前数日，早已人事不醒。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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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已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大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5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6日。的早晨6时，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前数日，早已人事不醒。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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