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5 / 6）
据各省都督民政长电称：各省议会成立，瞬及一年，于应议政事，不审事机之得失，不究义理之是非，不权利害之重轻，不顾公家之成败，惟知怀挟私意，壹以党见为前提。甚且为湖口肇乱之际，创省会联合之名，以沪上为中心，作南风之导火，转相联络，胥动浮言，事实彰明，无可为讳。有识者洁身远去，谨厚者缄默相安。议论纷纭，物情骇诧。而一省之政治，半破坏于冥冥之中。推求其故，盖缘选举之初，国民党势力实占优胜，他党与之角逐，一变而演成党派之竞争。于是博取选民资格者，遂皆出于党人，而不由于民选。虽其中富于学知，能持大体者固不乏人，而以扩张党势，攘夺权利为宗旨，百计运动而成者，则比比皆是。根本既误，结果不良。现自国民党议员奉令取消以来，去者得避害马败群之谤，留者仍蒙薰莸同器之嫌，议会之声誉一亏，万众之信仰全失！微论缺额省分，当选递补，调查备极繁难；即令本年常会期间，议席均能足额，而推测人民心理，利国福民之希冀，全堕空虚。一般舆论，佥谓地方议会，非根本解决，收效无期，与其敷衍目前，不如暂行解散。所有各省省议会议员，似应一律停止职务；一面迅将组织方法，详为厘定，以便另行召集。请将所陈各节，发交政治委员会议决等语。该都督等所陈各节，自系实情，应如所请，交政治会议公同议决，呈候核夺施行。
二月二十八日，乃正式下令宣布解散各省省议会。
当二年七月下旬，熊希龄继段祺瑞组阁，以国会为援，得各派之拥护；首欲划清总统与国务院之权限，冀造成法治国，是时称为“人才内阁”。及袁取消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各省议会及地方自治，熊颇不满意。熊主废省，又遭政治会议之反对，遂于三年二月十二日辞职。梁启超、汪大燮等皆同去焉。
《约法会议组织条例》既于一月二十六日颁布，三月十八日，会议遂开幕，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袁氏致颂词云：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正式成立，行开会仪式，此实全国政治刷新之机，亦即五大民族人民幸福增进之初步也。查《临时约法》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指任参议员所议决，无论冠以临时之名，必不适用于正式政府也；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痛苦者，盖两载于兹矣！琴瑟不调，改弦更张，属在今日，斯为急务。前据政治会议一再讨论，佥以宜特设造法机关，名曰“约法会议”，经定期选举，组织告成。诸君富于学识经验，声望素著，其于吾国民情国势，必有灼见真知，而能谋福利以为根本之解决者。况共和国家，所藉以巩固者惟宪法，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
袁固极反对责任内阁，而主张总统制者，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而悉窜海外，国内并和机关，亦已陆续被消灭。于是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并延长任期，又复订定《治安警察法》，以钳制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完全告成，袁益随心所欲，一呼百诺矣。当约法会议未开幕前，袁时言总统制之利，谓“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殊多滞隔！”汪荣宝以使比谒辞，临别乞言，“请勿行总统制，而行总统内阁制，以该制实令总统当冲。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殊多不利”等语。袁谓：“不然！往年本行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讨段！”约法会议经过四十余日，修正完毕。五月一日，由袁公布，并宣布增修《约法》之经过，其布告如下：
《中华民国约法》业经约法会议议决，咨由本大总统公布。查增修《约法》之议，发端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咨交国会未议，是年十二月间，据前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以救国大计为请，本大总统乃以增修《约法》程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迭据开会全体议决，既主张特设造法机关于前，复力请召集约法会议于后，所有组织条例之颁行，议员选举之筹备，至本年三月十八日，而我国民所引领而望之约法会议遂以告成。计自提议增修，以迄约法会议成立，历时几六阅月之久。中央政府竭诚擘画于上，选举监督实力奉行于下，其维持约法，不敢轻于改造之苦衷，我国民爱国既有同情，当时计已共谅，顾此犹为约法会议成立时代之情形也。迨约法会议开会后，本大总统依照《临时约法》原有增修提案之权，惟为尊重造法机关起见，以为事关救国大计，与其径提草案，恐滋千虑一失之嫌，何若胪举大纲，冀收广益集思之效。爰于本年三月二十日，以增修《约法》大纲案咨交约法会议。
原咨内开：约法会议，为中华民国特设之遣法机关，其职权首在议决增修《约法》案。增修《约法》，事关民国建设根本大计，前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议决，乃克次第施行。本大总统尊重国宪之苦心，纯出于与民更始之诚意。现在约法会议，业已召集开会，改良根本大法，自应急起直追，以慰国人之望。查增修《约法》案，本大总统曾于民国二年十月，咨行国会提议，原咨内称：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事实可凭。本大总统以为《临时约法》，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现状之虚名，致吾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事关紧急，希速议决见复等因。咨达国会以后，展转迁延，迟迟不议，悬案以至今日，而时局艰危，又非四五月前之比。本大总统内审吾国之现情，外察世界之趋势，窃以为民国草创，根本大法，虽不能不取法于共和先进诸国，而事事削足适履，究其实，或将以利吾国者始，而害吾国者终，福吾民者求，而祸吾民者应。治乱兴亡，各国宪史，具有前车；民国初基，敢忘殷鉴？故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增修《约法》与施行《约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夫以吾国领土之广，人民之众，国家之财政，人民之生计，复日趋于困穷；加以纪纲废坠，法制凌杂，行政之秩序，既纷若乱丝，地方之情形，尤危若累卵。积以上种种险象，几于不可终日。而溯厥由来，仍无非《约法》上行政权薄弱之所致。惟事关改造国家根本大法，未便以本大总统一得之愚，拘束众议。约法会议议员诸君，或深通治术，或学有专长，代表人民，依法膺选，以视南京参议院议员之由少数各省长官仓卒指任者，其慎重苟简，相去倍蓰，必能外瞻内瞩，因民国开创时代之所宜，折衷至当。勒为成规，俾政府与国民共相遵守。相应依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将增修大纲汇案提出，咨请约法会议开会讨论。如荷赞同此项增修约法案，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事关紧急，尚希速议见复等因。此本大总统汇提增修约法大纲之情形也。
四月三十日，接准约法会议咨复文开：准大总统咨交增修《约法》大纲案，历叙《临时约法》亟须增修之理由，复列举增修之纲要，并声明如荷赞同，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等因。本会议当将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大纲案，列入议事日程，开会讨论，决定先付审查，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劭廉、邓熔、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州、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会迭次讨论结果，对于增修《约法》大纲，一致赞成，具书报告。本会议即经开会讨论，审查报告成立后，复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施愚、顾鳌、黎渊、程树德、邓熔、王世激、夏寿田等七人为起草员。旋准咨开，拟将优待等条件增入约法，确定效力等因，亦经开会讨论，并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澄、王祖同、王树枬、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报告到会，决定并案起草。草案提出后，本会议当将《中华民国约法》增修案提交大会讨论，大体决定仍付审查。续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严复、王揖唐、梁士诒、曾彝进、许世英、陈瀛州、龙建章、朱文劭、张国溶、王印川、李榘、舒礼鉴、汪涵、王学曾、张其铿等十五人为审查员，迭次详悉审查，分别修正，具书报告。接开读会，计议定《中华民国约法》都十章，共六十八条。于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依照议事规则之规定，开三读会，即于是日全体议决。
查《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第十七条，载约法会议议决事件，咨由大总统公布等语，兹合将本会议议决之《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咨请大总统公布，并撮举此次本会议全体议员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掬诚为我大总统反复言之。夫国法者，社会心理之所胚胎，而社会共同之心理，又纯由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制定国法而与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过相违反，则华雨箕风之未协，势将南辕北辙而无功。由是之故，所以世界国家，无论国体有何异同，而其根本法绝未有能与他国勉强一致者。君主国家无论矣，即同为共和国，而法之宪法不与葡同，美之宪法不与墨同。何者？其沿革异也。以同处一洲之国，削足适履，尚且不能，而况于远隔万里，其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迥不相侔者乎？我中华民国自《临时约法》施行以来，障碍环生，未遑枚举，虽对人关系之说，无实据之可凭，而违反国民共同之心理，则实无可为讳。今于情见势绌之余，为亡羊补牢之举，痛定思痛，岂容再误？故本会议此次增修约法主旨所在，不外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期巩固国家之基础。但求于统治组织无所变更，而于统治作用，则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不敢附和苟同。盖《中华民国约法》之增修，实应表示国家制度之特性，非可剿袭成文，数典而忘其祖也！
查中国有历史数千年，治乱兴亡之迹，代各不同；然无论何种时期，其国家之能治与不能治，率视政权之能一与不能一以为衡。是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义，深入人心，此与最近世纪宪法学家所揭之统治权惟一不可分之原则，实为先后同符。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故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
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若无一强有力之政府为之提挈，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内部之破裂，妨及国际之和平。此以地理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开自古未有之创局，建设未遑，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即遇事过为审顾，已有稍纵即逝之虞，若设法牵掣多方，将不免立见危亡之祸。乃《临时约法》于立法权极力扩张，行政权极力缩减，束缚驰骤，使政策不得遂行，卒之筑室道谋，徒滋纷扰，贻害全国，坐失事机。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
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而又不能无所限制也，于是有对于全体国民负责之规定；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与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与增加。以国权脆弱，亟宜注重军防也，于是特定陆海军之统率及编制权，以扬国威而崇兵备；以共和建设，来日方长，非策励殊勋，不克宏济艰难也，于是设各项特别荣典，以符优待而劝有功；以大总统之职责既重，必须有审议政务机关，以备咨询也，于是有参政院之设，以维持共和立宪之精神。至于优待条件，为统治权移转所关，亦民国国家之所由成立，确定效力，尤属当然。其余增捐各节，均系普通立法之例，既无特殊之精神，即无论述之必要。
总之，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国内外有识者所公认。本会议议员等目击披荆斩棘之艰难，身亲火热水深之痛苦，窃以为改造民国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实利，而不在徒饰美观；首在为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在与少数人言感情。救国但出于至诚，毁誉实不敢计及。是以此次增修约法之结果，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即实以重大总统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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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乃正式下令宣布解散各省省议会。
当二年七月下旬，熊希龄继段祺瑞组阁，以国会为援，得各派之拥护；首欲划清总统与国务院之权限，冀造成法治国，是时称为“人才内阁”。及袁取消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各省议会及地方自治，熊颇不满意。熊主废省，又遭政治会议之反对，遂于三年二月十二日辞职。梁启超、汪大燮等皆同去焉。
《约法会议组织条例》既于一月二十六日颁布，三月十八日，会议遂开幕，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袁氏致颂词云：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正式成立，行开会仪式，此实全国政治刷新之机，亦即五大民族人民幸福增进之初步也。查《临时约法》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指任参议员所议决，无论冠以临时之名，必不适用于正式政府也；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痛苦者，盖两载于兹矣！琴瑟不调，改弦更张，属在今日，斯为急务。前据政治会议一再讨论，佥以宜特设造法机关，名曰“约法会议”，经定期选举，组织告成。诸君富于学识经验，声望素著，其于吾国民情国势，必有灼见真知，而能谋福利以为根本之解决者。况共和国家，所藉以巩固者惟宪法，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
袁固极反对责任内阁，而主张总统制者，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而悉窜海外，国内并和机关，亦已陆续被消灭。于是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并延长任期，又复订定《治安警察法》，以钳制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完全告成，袁益随心所欲，一呼百诺矣。当约法会议未开幕前，袁时言总统制之利，谓“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殊多滞隔！”汪荣宝以使比谒辞，临别乞言，“请勿行总统制，而行总统内阁制，以该制实令总统当冲。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殊多不利”等语。袁谓：“不然！往年本行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讨段！”约法会议经过四十余日，修正完毕。五月一日，由袁公布，并宣布增修《约法》之经过，其布告如下：
《中华民国约法》业经约法会议议决，咨由本大总统公布。查增修《约法》之议，发端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咨交国会未议，是年十二月间，据前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以救国大计为请，本大总统乃以增修《约法》程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迭据开会全体议决，既主张特设造法机关于前，复力请召集约法会议于后，所有组织条例之颁行，议员选举之筹备，至本年三月十八日，而我国民所引领而望之约法会议遂以告成。计自提议增修，以迄约法会议成立，历时几六阅月之久。中央政府竭诚擘画于上，选举监督实力奉行于下，其维持约法，不敢轻于改造之苦衷，我国民爱国既有同情，当时计已共谅，顾此犹为约法会议成立时代之情形也。迨约法会议开会后，本大总统依照《临时约法》原有增修提案之权，惟为尊重造法机关起见，以为事关救国大计，与其径提草案，恐滋千虑一失之嫌，何若胪举大纲，冀收广益集思之效。爰于本年三月二十日，以增修《约法》大纲案咨交约法会议。
原咨内开：约法会议，为中华民国特设之遣法机关，其职权首在议决增修《约法》案。增修《约法》，事关民国建设根本大计，前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议决，乃克次第施行。本大总统尊重国宪之苦心，纯出于与民更始之诚意。现在约法会议，业已召集开会，改良根本大法，自应急起直追，以慰国人之望。查增修《约法》案，本大总统曾于民国二年十月，咨行国会提议，原咨内称：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事实可凭。本大总统以为《临时约法》，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现状之虚名，致吾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事关紧急，希速议决见复等因。咨达国会以后，展转迁延，迟迟不议，悬案以至今日，而时局艰危，又非四五月前之比。本大总统内审吾国之现情，外察世界之趋势，窃以为民国草创，根本大法，虽不能不取法于共和先进诸国，而事事削足适履，究其实，或将以利吾国者始，而害吾国者终，福吾民者求，而祸吾民者应。治乱兴亡，各国宪史，具有前车；民国初基，敢忘殷鉴？故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增修《约法》与施行《约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夫以吾国领土之广，人民之众，国家之财政，人民之生计，复日趋于困穷；加以纪纲废坠，法制凌杂，行政之秩序，既纷若乱丝，地方之情形，尤危若累卵。积以上种种险象，几于不可终日。而溯厥由来，仍无非《约法》上行政权薄弱之所致。惟事关改造国家根本大法，未便以本大总统一得之愚，拘束众议。约法会议议员诸君，或深通治术，或学有专长，代表人民，依法膺选，以视南京参议院议员之由少数各省长官仓卒指任者，其慎重苟简，相去倍蓰，必能外瞻内瞩，因民国开创时代之所宜，折衷至当。勒为成规，俾政府与国民共相遵守。相应依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将增修大纲汇案提出，咨请约法会议开会讨论。如荷赞同此项增修约法案，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事关紧急，尚希速议见复等因。此本大总统汇提增修约法大纲之情形也。
四月三十日，接准约法会议咨复文开：准大总统咨交增修《约法》大纲案，历叙《临时约法》亟须增修之理由，复列举增修之纲要，并声明如荷赞同，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等因。本会议当将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大纲案，列入议事日程，开会讨论，决定先付审查，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劭廉、邓熔、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州、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会迭次讨论结果，对于增修《约法》大纲，一致赞成，具书报告。本会议即经开会讨论，审查报告成立后，复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施愚、顾鳌、黎渊、程树德、邓熔、王世激、夏寿田等七人为起草员。旋准咨开，拟将优待等条件增入约法，确定效力等因，亦经开会讨论，并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澄、王祖同、王树枬、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报告到会，决定并案起草。草案提出后，本会议当将《中华民国约法》增修案提交大会讨论，大体决定仍付审查。续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严复、王揖唐、梁士诒、曾彝进、许世英、陈瀛州、龙建章、朱文劭、张国溶、王印川、李榘、舒礼鉴、汪涵、王学曾、张其铿等十五人为审查员，迭次详悉审查，分别修正，具书报告。接开读会，计议定《中华民国约法》都十章，共六十八条。于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依照议事规则之规定，开三读会，即于是日全体议决。
查《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第十七条，载约法会议议决事件，咨由大总统公布等语，兹合将本会议议决之《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咨请大总统公布，并撮举此次本会议全体议员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掬诚为我大总统反复言之。夫国法者，社会心理之所胚胎，而社会共同之心理，又纯由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制定国法而与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过相违反，则华雨箕风之未协，势将南辕北辙而无功。由是之故，所以世界国家，无论国体有何异同，而其根本法绝未有能与他国勉强一致者。君主国家无论矣，即同为共和国，而法之宪法不与葡同，美之宪法不与墨同。何者？其沿革异也。以同处一洲之国，削足适履，尚且不能，而况于远隔万里，其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迥不相侔者乎？我中华民国自《临时约法》施行以来，障碍环生，未遑枚举，虽对人关系之说，无实据之可凭，而违反国民共同之心理，则实无可为讳。今于情见势绌之余，为亡羊补牢之举，痛定思痛，岂容再误？故本会议此次增修约法主旨所在，不外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期巩固国家之基础。但求于统治组织无所变更，而于统治作用，则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不敢附和苟同。盖《中华民国约法》之增修，实应表示国家制度之特性，非可剿袭成文，数典而忘其祖也！
查中国有历史数千年，治乱兴亡之迹，代各不同；然无论何种时期，其国家之能治与不能治，率视政权之能一与不能一以为衡。是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义，深入人心，此与最近世纪宪法学家所揭之统治权惟一不可分之原则，实为先后同符。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故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
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若无一强有力之政府为之提挈，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内部之破裂，妨及国际之和平。此以地理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开自古未有之创局，建设未遑，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即遇事过为审顾，已有稍纵即逝之虞，若设法牵掣多方，将不免立见危亡之祸。乃《临时约法》于立法权极力扩张，行政权极力缩减，束缚驰骤，使政策不得遂行，卒之筑室道谋，徒滋纷扰，贻害全国，坐失事机。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
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而又不能无所限制也，于是有对于全体国民负责之规定；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与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与增加。以国权脆弱，亟宜注重军防也，于是特定陆海军之统率及编制权，以扬国威而崇兵备；以共和建设，来日方长，非策励殊勋，不克宏济艰难也，于是设各项特别荣典，以符优待而劝有功；以大总统之职责既重，必须有审议政务机关，以备咨询也，于是有参政院之设，以维持共和立宪之精神。至于优待条件，为统治权移转所关，亦民国国家之所由成立，确定效力，尤属当然。其余增捐各节，均系普通立法之例，既无特殊之精神，即无论述之必要。
总之，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国内外有识者所公认。本会议议员等目击披荆斩棘之艰难，身亲火热水深之痛苦，窃以为改造民国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实利，而不在徒饰美观；首在为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在与少数人言感情。救国但出于至诚，毁誉实不敢计及。是以此次增修约法之结果，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即实以重大总统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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